晚上回到家，哄儿子睡着后，我起了心思，试图也来找一找友好数。一是想验证一下是否真如博士所说，那当真是稀有组合；另外还想，单单是写出因数再求和，还难不倒没念完高中就辍学的我。

然而我很快有了觉悟：进行这项挑战是何等的鲁莽。我遵照博士推荐的方法，依靠直觉随意选择数字，可就是写一个失败一个。

起初，我觉得偶数的可能性比较大，因数也容易找，就一个劲地用两位数的偶数做试验。过了一阵，眼看着希望渺茫，就把范围扩大到奇数，还豁出去导入了三位数，可仍旧不见一丁点进展。无论哪组数字都显得那样冷淡，都把背对着别人，就连彼此稍稍碰触一下手指尖的组合，也不可能出现。

博士说的话果然是真的。我的生日和博士的手腕，在广阔的数字世界里，是历经一番艰辛才得以相遇，才在严丝合缝的相互拥抱中培育了友爱之情的。

不知不觉间，手底的纸上已然爬满了随手写下的数字，没留下一丝空白。原以为尽管幼稚但毕竟还算合情合理的一项作业，到头来却混乱得一塌糊涂，搞不清都写了些什么了。

就只有一个小小的发现：把28的因数相加，结果等于28。

28：1＋2＋4＋7＋14＝28

不是说这样就算弄了点名堂出来。在我的试验过程当中，并没有发现因数之和同样等于数字本身的其他数字，但也许我所发现的本来就是一条相当普遍的规律。我也知道，使用“发现”这样夸张的辞藻是何等的滑稽可笑。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就是发现了呀。

在一堆莫名其妙、杂乱无章的数字和算式当中，唯有这一行，就像贯穿了某个人的意志一般精神抖擞地挺立着，它浑身涨满力量，一碰便叫人生疼。

躺到床上一看钟表，此时距离和博士两个人同友好数嬉戏早已经过去80分钟以上了。友好数对博士而言想必是单纯之极的幼稚的事实，但他仿佛那时那刻才刚察觉到它的美一般惊诧莫名，也像一名在王面前跪倒的仆人。

但是，博士恐怕已经忘记了我们之间隐藏着的友好数这个秘密了吧。也已经想不起220是来自谁的什么的一个数字了吧。这样一想，我久久难以入眠。

这个家很狭小，非但不会有客人到访，连电话也不会响上一回；饭菜则只需准备一份，对象是一位对食物不感兴趣的胃口不大的男士——博士这个案例，从保姆的劳动标准来看，属于轻松的一类。以往雇主总要求我在规定时间内尽量提高工作效率，相比之下，在这里我可以慢悠悠地花时间做事，无论清洁房间、洗衣服，还是做饭，这使我很开心。我已经可以辨别博士埋头解答新的悬赏问题的时间，也掌握了不干扰他的窍门。我拿专用清漆擦亮餐桌，擦到自己满意为止；我把床垫用碎布头补好；我绞尽脑汁把胡萝卜巧妙地掺进饭菜里让他吃下去。

不过最大的困难，还在于把握博士的记忆结构。据孀居老太太说，他的记忆终止于1975年，但我不知昨天对他来说是几时，不知他能否预料明天的事，不了解这种不便给他带来的痛苦有多大。

有一点似乎是确定无疑的，就是无论过去多少天，他依然记不住我的存在。别在他袖口的那张画着脸的便条，只不过告诉他我并非初次见面的人这一事实，无助于帮他回忆起和我共同度过的时间。

出去购物时，我总尽量赶在1小时20分钟之内回来。与他数学家的身份相符合的是，设置在他头脑里的80分钟的计时器比钟表更加精确。当我说声“我出门去了”走出大门，然后在1小时18分钟后回到家，他会说着“呀，你回来啦，辛苦了”来迎接我；然而假如我不小心花了1小时22分，他的第一句话就退回到“你鞋子穿几码”。

我总担心自己无意中说漏嘴。我不是说到一半赶紧闭嘴，比如“今天早上的新闻里出来了，宫泽首相(1)……”（博士所知道的首相到三木武夫(2)为止）；就是下意识地讲一整段，比如“在夏季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始之前，买台电视怎么样？”（对他而言最后一届奥运会是慕尼黑奥运会）。说完就后悔。

但表面上，博士并未表露出介意的样子。每当谈话朝着他跟不上的方向发展时，他既不气恼，也不焦躁，只是耐心等待自己能够再一次发表看法的状态的到来。不过，他无意询问我的身世。我干这一行多久了，老家在哪里，有没有家人，这些他统统没问。大概他是怕同一个问题问多了招人嫌吧。

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毫无顾虑一谈再谈的，就只有数学方面的话题。从上学那时候起我就讨厌数学，只要一看见课本就打寒噤。但博士教给我的数字知识，自然而然就能进入我的头脑。这倒不是因为身为一名保姆力求对雇主投其所好，而是因为他教授的方法非常高明。单是他在算式面前所发出的惊叹、赞美、眼里同时闪现的光芒，就已经意味深长。

多亏他的记忆是一次性的，我才得以毫不客气地一遍又一遍就同一个问题提问，这也是关键的一点。一般学生听一次就懂的知识点，我需要解释上五回、十回才总算能够领会。

“最先发现友好数的人可真了不起啊！”

“那当然。是毕达哥拉斯，在公元前6世纪的时候。”

“那么久以前就已经有数字啦？”

“当然。难不成你以为是江户时代快要结束的时候才产生的？数字在人类出现以前，不对，在这个世界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我们谈话的地方必定是在饭厅。博士不是坐在餐桌旁，就是躺在安乐椅上休息；我则不是在燃气灶上的锅里搅拌食物，就是在水槽边清洗餐具。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数字是人类发明的呢。”

“当然不是。假如是我们自己发明的，那么谁也不需要为了它劳心劳力，数学家也不需要了。没有一个人曾经目睹数字诞生的过程，当我们察觉到的时候，它就已经在那里了。”

“所以聪明的人们才要绞尽脑汁，努力弄清楚数字的结构吧。”

“同制造数字的造物主相比，我们人类实在是太愚钝了。”博士摇摇头，躺在安乐椅上翻开了数学杂志。

“肚子饿了就更加愚钝了吧。要吃得饱饱的叫营养运行到脑袋的各个角落才行呀。您再稍等一下，马上就可以开饭了。”

我把胡萝卜捣碎了掺进肉糜里做了汉堡。为了不让博士发觉，我偷偷把胡萝卜皮扔进了垃圾桶。

“除了220和284以外，我也想自己找一对友好数出来，最近每天晚上都在努力尝试，可是看来不行。”

“接下来的一对小小友好数是1184和1210。”

“是四位数？我到底还是不行啊。我叫儿子也帮忙找过，虽然他找因数好像有点困难，加法还是懂的。”

“你有儿子？”

博士从椅子上站起来，发出惊奇的声音，杂志应声滑落到了地板上。

“是啊……”

“多大了？”

“10岁。”

“你说10？那应该还是丁点大个小孩呀。”

博士的表情眼看着罩上了阴云，我明白他正一点点失去冷静。我放慢手上搅拌汉堡的各种原料的速度，等待他像平常那样就10这个数字讲述一点什么。

“那你儿子现在在哪里？在干什么？”

“这个——具体我也不太清楚。这个时候的话，我想他已经放学回到家里，作业也不做就跑出去了，跑到公园和小伙伴们打棒球去了吧。”

“你说具体你也不太清楚？你也太漫不经心了！天可就快黑了！”

我等了又等，就是不见他有要揭开10的奥秘的意思。对博士而言，这种情况下的10，除表示一个丁点大的小孩以外，似乎别无其他含义。

“不要紧的。每天都这样，他也习惯了。”

“每天都？原来你每天都扔下小孩不管，跑到这种地方来捏什么汉堡？”

“我不是要扔下他不管。不过这是我的工作……”

我不明白博士为何这样关心我儿子，继续把胡椒与肉豆蔻撒进碗里。

“你不在的时候谁来照顾他？还是你先生回家比较早？啊，对了，家里有婆婆在对吧？”

“不是的。很遗憾，我没有丈夫，也没有婆婆。我是带着儿子两个人生活。”

“你是说，你留儿子一个人看家？他一个人待在黑洞洞的屋子里饿着肚子等母亲？母亲却在给别人做晚饭，做我的晚饭？啊——这算怎么回事？不行。这不行。”

博士像是无法抑制内心的不安，他站起来乱挠头发，绕着餐桌转圈，全身的便条沙沙作响；头皮屑纷飞，地板嘎吱嘎吱响。汤滚了，我关了火。

“您不必担心。”我尽量平静地说道，“他更小一点的时候，我们俩就一直是这样过来的。到了10岁，他自己一个人什么事都会做了。而且我把这里的电话号码也告诉他了，我也跟住在公寓楼下的房东说好了，请他在儿子有困难的时候帮帮忙。”

“不行、不行、不行。”博士加快了绕餐桌转圈的速度，打断了我的话。“让小孩子单独待着，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要是炉子翻了，着火了怎么办？要是糖球卡在喉咙里了，谁来帮他？啊，想想都让人害怕。我受不了。你马上回家去。身为母亲，就应该做饭给自己的孩子吃。快，你现在立刻回家去！”博士抓起我的胳膊就要把我拉到大门口。

“请再稍等一会儿。接下来只要把这个捏捏圆，放到煎锅里煎煎就好了。”

“那种东西随它去。要是煎汉堡的时候孩子烧死了，我问你怎么办？你听好，从明天开始，把你儿子带到这里来。让他从学校直接来这里就好。只要在这里做作业，不就能够一直待在母亲身边吗？你该不会想着我反正一到明天就会忘掉，就敷衍了事吧？你不要瞧不起人，我不会忘的。要是你不守信用，我可不答应！”

说完，博士取下别在袖口的“新保姆”便条，从内兜掏出铅笔，在我的脸后面加了这样几个字：“和她儿子，10岁。”

我哪里还顾得上收拾厨房，都没工夫好好洗洗手，就带着生肉的腥味像被赶出来似的离开了偏屋。相比思考时被打扰而发火的他，此时的博士更具威严。怒火的底部越是潜藏着恐惧，就越使人感到毛骨悚然。我脑子里想着“要是公寓着火可怎么办”，一路跑回了家。

我真正消除戒心、开始信赖博士，是从博士同儿子见面的最初那一瞬间开始。

我遵照头天晚上的约定，画了张地图给儿子，叮嘱他放了学一定要直接来博士家。我不大愿意带孩子进工作场所，因为怕这样做有悖于工会的从业守则，可又无法抗拒博士的那份压力。

当儿子背着双肩包出现在大门口的时候，博士笑了，他尽情地打开双臂拥抱了儿子，也顾不上指着“……和她儿子，10岁”的便条，说明事情的经过了。他的双臂充溢着意欲庇护眼前的弱小者的怜爱之情。能够亲眼见到自己的儿子被哪个人像这样拥抱着的情景，是幸福的。不仅如此，甚至希望博士也能够这样来迎接自己。

“跑了这么远的路，辛苦了。谢谢！谢谢！”

博士说。他甚至连向初次见面的我每天早上必定提出的数字问题都没提。

儿子受到意想不到的欢迎，不知所措，身体发僵，光松了松嘴角，试图以他特有的方式来回应对方的热情。接着，博士摘下儿子的帽子（上面有阪神虎标志的帽子），抚摸着他的脑袋，还没打听他的真名，就先给他取了一个再恰当不过的昵称。

“你是平方根，无论什么样的数字你都不会嫌弃，让它藏到自己里面，实在是很宽容的一个符号，平方根。”

博士说着立即往袖口那张便条上添加了那个符号——

“新保姆，和她儿子，10岁，<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1/1-200411100612506.jpg" />。”

有一回，我为了帮助博士稍稍减轻哪怕一丁点的负担，制作了姓名卡。不仅他在自己身上贴便条，我这边也别上表明自己身份的名牌，这样彼此之间就能免去不少多余的顾虑。儿子也坚持一出校门就摘下学校里的姓名卡，换上带“<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1/1-200411100612506.jpg" />”的姓名卡。这张姓名卡棒极了，无论你如何精神恍惚，照样不由分说跳入你眼底。然而我所希望的变化并没有发生。对博士而言，我依然是永远需要伸出数字的右手迟迟疑疑握手的对象，儿子则只要往那里一站，就应该迎接以拥抱。

儿子很快习惯并喜欢上了博士独特的欢迎方式，他开始主动摘下帽子，自豪地亮出头顶，以显示自己多么符合平方根这个称呼。而博士绝不会忘记在说完欢迎的话语之后赞美平方根这个符号的伟大。

博士首次对着我做的饭菜双手合十，说出一句“我要开动了”，也是在和儿子三个人一起吃的第一顿晚餐桌上。合同上原本规定傍晚6点准备一个人的晚饭，收拾完毕后7点回家，但儿子刚一加入，博士便对这一时间安排提出了异议。

“在饿着肚子的孩子面前，居然叫这么大一个大人独自嘴里大嚼特嚼，成何体统。等你工作结束回到家再做，平方根要到8点才能吃上晚饭。那不行。非但效率低下，而且不合道理。孩子8点钟就已经必须上床睡觉了。大人无权剥夺孩子的睡眠时间。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孩子无论哪个时代都是在睡眠中长大的。”

尽管曾是数学家，他所提出的这个异议却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于是我临时决定事后同工会组长商量，烦请他从工资中扣除我和儿子的晚餐伙食费。

在餐桌上，博士表现得彬彬有礼。他端坐在椅子上，不发出一丝多余声响，桌面和餐巾上也没有洒一滴汤汁。既然他能够做到如此讲究礼仪，却为什么要在只有我和他两个人的时候那样失礼失态呢？我感到不可思议。

“你上学的学校叫什么名字？”

“班主任老师亲切吗？”

“今天的伙食吃了什么？”

“将来打算干什么？能不能告诉老伯伯？”

博士一面往煎鸡肉上挤柠檬汁，把配菜芸豆分成小份，一面向平方根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有关过去和将来的问题他也毫不犹豫地问出口了。我能感觉到他是竭力在让餐桌显得和乐融融。就算平方根的回答再怎样不客气，他仍旧保持热心倾听的态度不变。一个半老的曾经的数学家，一个带着孩子、不满三十的保姆，一个上小学的男孩子，这样的三个人能够共进晚餐，而不必为令人尴尬的沉默伤脑筋，全是托博士的福。

话是这么说，博士却并非只是一味地讨好孩子。当平方根把手肘拄在桌上，或者碰响餐具，一有不合规矩的举动（尽管全是博士他自己平常老爱做的动作），博士也会若无其事地给他警告。

“不吃饱不行，小孩子的工作就是长大。”

“我是班里个子最矮的。”

“这个不需要介意。现在正是储蓄能量的时候，能量一旦爆发，你就能一下子长大。你很快就能听到骨头长长的声音了，嘎吱嘎吱的。”

“博士也是这样吗？”

“不是，很遗憾，老伯伯好像是把能量浪费在无用的方向上去了。”

“无用的方向？”

“我有过一个最好的朋友，可它有一点小问题，它没法跟我一块儿踢铁罐、打棒球、玩需要活动身体的游戏。”

“你的朋友是生病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