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中国文学在世界大格局中无足轻重，我们缺少文化输出和价值观输出。中国人的书架上摆满了欧美名著，而在欧美普通家庭的书架上，没有一本中国人的书。也许在经济领域我们是一个巨人，但是在文化领域，我们只是侏儒而已。可怕的是，我们还自我感觉良好，整天弄各种奖自娱自乐。我常常担心，将来的人们会怎样评价我们这一代人的智力水平。

四

我第一次见到老陈，是在1979年4月20日，“文革”结束，陕西省作协恢复名称恢复活动后的第一次创作会上，会议名称叫“新作者座谈会”。那次，记得老陈背了个黄挎包，穿了一件半旧的衬衣，从西安郊区灞桥文化馆而来。行色匆匆的他，坐在一个角落。坐着的时候，他总把挎包放在胸前，两只手搭在挎包上，眼睛闭住光，似乎有些谦恭地盯着发言的人。他从骨子里讲还是一个农民，身上具有关中农民的所有优点和缺点。

关中人，生冷硬倔，打死不认卯，能极度地吃苦耐劳，又极好礼势，极好面子。初看，以为是一个简单的人，打搅长了，红萝卜调辣子，吃出看不出，才知道极度地心细如丝。

那是一个令人无限怀念的文学时代。记得那次会议上，老作家们除了柳青已经过世外，健在的胡采、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悉数到场。年青一代，贾平凹的《满月儿》刚刚获奖，莫申的《窗口》刚刚获奖，他们从北京领完奖后直接赶到会场。路遥则雄赳赳地斜倚在一个破旧的藤椅上，坐在后面的一个角落，半闭着眼睛。路遥当时是在《延河》实习。1980年后，王丕祥、贺抒玉专程到延安，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把路遥的调动手续办了，路遥先当编辑，继而当专业作家。陈忠实则是两年后，调入作协当专业作家。

陕西作协是个大作协，它的前身甚至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文协。按照通常的说法，延安时期大的文化山头有三个，一是丁玲领导的成立于保安的文抗（全国文艺抗敌协会），一是周扬领导的鲁艺，一是柯仲平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文协。建国后文协没有去北京，而是随西北局留在了西安，柯仲平担任首任主席，原文协机关刊物《群众周刊》主编胡采，继任主席。文协秘书长是著名歌曲《松花江上》的作者张寒晖。张寒晖当年病逝于延安，柯仲平作诗悼念说，文化山上葬寒晖，一把土来一把泪。

五

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等，都是极具人格魅力的宽厚长者，他们以发现新人、扶持新人为己任，三秦地面，每发现一个写了个短短几千字小说的作者，他们就欣喜若狂，奔走相告，然后下来就是商量怎么调到作协来。作协大院里那些后之来者，基本上都是他们调去的。那是一群崇高的人，时代因素造就了这一批革命家加艺术家式的非凡人物。

柳青被尊为文学教父。他的长篇小说《创业史》是建国十七年文学的巅峰之作。柳青不但是小说家，还是思想家、哲人，他的那些警策之语，一直在陕西青年一代作家们中口口相传。例如，文学以六十年为一个单元。例如，你要写作，你就得像农民大嫂提一篮子鸡蛋进城一样，只有人家碰你的份儿，你不敢碰人家，因为这一碰，一篮子的家当就全打了，你就一无所有了。例如，忍耐是比激动更强大的精神力量，这是事业对人的一种强制。例如，有一天写不出东西了，收起你的笔，做一个与世无害的好人，也算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等等。

路遥的《人生》中，就引用过柳青的一段话，作为点题之笔——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是，紧要处也就那么几步。这话好像是《创业史》中的话。

正是这些前辈作家的感召和有创作范例在先，从而激发起这些后之来者的勃勃野心，而从《创业史》中汲取最多艺术营养的，大约是陈忠实的《白鹿原》的创作。

大约是这两部作品的描写地域，十分接近，也就几十公里远近吧，区别只在于一个描写的是白鹿原上的事情，一个描写的是蛤蟆滩上的事情。诚实地讲来，《创业史》的作者，内功更为深厚一些、老到一些，设置人物，铺排故事，举重若轻。柳青的局限是时代的局限，《创业史》没能更深入地进入时代深处，没有能纵横捭阖，而是陷入一个套子里去了。相形之下，《白鹿原》在后一个问题上就做得更好一点，叙述视角直接地锲入了历史纵深。不过它的文字要粗糙一些，嘴碎一些，比不上柳青那磨出来的文字。再就是缺少整体感。我记得在前年的一次什么会上，老陈在介绍自己创作时，也说，由于之前没有写过长篇，所以《白鹿原》的写作，布局不周，就像绕一团又一团的毛线团一样。

相形之下，另一位以柳青的学生自居的路遥，似乎驾驭长篇的能力更强一些。他对我说，巴尔扎克说过，长篇小说其实写的是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几条线索推进故事发展，人物丰满，线条不时重合交错，掀起高潮，到最后结束时，把所有线条都挽个疙瘩，有个交代，然后，就像一部大型交响乐一样，所有的乐器都“啪”的一声落地，从而产生强烈的艺术打击力量。

不过路遥的创作，文字太不讲究。我常说，你的写作是陕北农民的粗放式耕作。

六

忠实先生大行了。我很痛苦。家人也看出我这两天心情不好，不敢与我多说话。我感到自己这两天一下子老了许多，常常一个人坐在那发呆。我想找一个没人的去处，大哭一场，为已经走了的他，也为尚且苟活在人世上的我。

诚实地讲来，我和老陈这些年来往得并不多。那一年搜狐网叫我到北京直播室作客，接受网友们的提问。有个网友提问说，高老师，你们陕西三个小说家（忠实、平凹和我），平时来往多不多？关系怎样？这分明是个大坑，等我去跳。我停顿了一下，随后作如是回答：来往得不多，开会遇一遇，平日各人忙各人的事情。你看恒星，它们孤独地高傲地在天空的一角闪烁着，从来不彼此走近对方，因为生怕自己的光芒灼伤了对方。它们只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向对方遥致敬意而已。回答完毕。

我以“先走为大，先走为神”几个字沉痛哀悼忠实先生的逝世。斯人已逝，今日得闲。他从此没有了痛苦，没有了案头劳顿，没有了人生俗务。一个人将自己完成得那么好，他应当无憾地枕着他的《白鹿原》枕头安歇了。我想，他的《白鹿原》将会被长久地记忆着，我也期待电视剧《白鹿原》的播出。

而我作为一个后死者，我想，我有责任为先死的他送行，撒上些纸钱，说几句前程珍重一路走好之类的吉祥语言。所以这几天，我接受了许多的采访，还匆匆下笔，写了好几篇悼念文字。我想，这篇为《南方周末》的文章写完后，近期我就不再提这个话题了，待到5月5日早上，礼节性地参加完忠实先生的告别仪式，送上最后一程，我得让自己疲惫的身子好好休息一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