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1991年的时候，在西安，张贤亮先生刚刚从贵州讲学回来，他对我说，在贵州讲学时，学员提问道，如何才能写出深刻、恢宏、大气的史诗作品？他回答说，你们要去寻找历史的断裂带，比如说吧，贫穷得连盐巴也吃不上的苗族，为什么妇女们头上要盘上十几斤重的银首饰呢？这说明，这个民族过去曾经是生活在温柔富贵中的，一定是有过一次什么不测，或者天灾，或者战争，才使他们逃向荒野，逃往十万大山，沦为赤贫的。一个作家，如果他能将那段历史挖掘出来，他就把这个民族写出来了。这写出来的就是民族史诗。

锡伯渡充满民族传奇和家族传奇的故事，它为什么如此触动我，原因大概也在这里。

上面这一段文字，是我2000年重返阿勒泰时所写的随笔之一章。那次，是我这个白房子老兵，在阔别十三年后，应兵团农十师文联之约，重回故地。我因此十分感谢农十师文联主席杜元铎先生和农十师新闻中心主任于文胜先生。

老杜已经去世。好像说是有一年冬天，突发心脏病，当时大雪封路，无法前往乌市抢救，于是死在北屯。那一年西安见到兵团文联主席李光武先生，我还对老杜之死，表达了无尽的哀悼之意，并请他转告我对嫂夫人和两个孩子的问候。

文胜我也有极深的印象，他撩着两条长腿，肩上扛着摄影机跟着我们从布伦托海，到喀纳斯湖，到阿赫吐拜克，到北湾，到吉木乃，沿着边界线走了一圈。他十分敬业，话不多，像所有兵团人那样，中亚细亚的漠风吹拂得脸色黝黑，那脸上常有一种无奈的、忍受的表情。

兵团人是共和国伟大的公民，这话好像是在我之前来过这里的一位副总理说的。兵团人总用这句话来宽释自己，在这闭塞的、干涸的环境中，他们着实活得不易。记得在乌伦古河河源地区的那个团场（大约是183团或184团吧），青年人对我们说：“外边的世界很精彩，我们的世界很无奈！”这句话叫人听了很难受。

记得我们告别这个荒僻的团场时，人们站在路旁的建筑物前挥手向我们告别。夕阳凄凉地照耀着这块中亚细亚大陆腹地，那些簇拥在一起向我们挥手的人们，渐渐地退出了视野——我在那一刻突然掉下泪来。

北屯是中国纬度最北的一座城市。在兵团传说中，当年张宗翰将军坐着吉普车来到这里。额尔齐斯河东岸，蚊虫肆虐，空旷孤寂如同死域，将军在地图上一划说，在这里建一座城市吧，扼守这个要道。于是农十师在这里建立，而在进入21世纪后，升格为北屯市。

北屯市的旁边，有一座平顶的小山，它就叫平顶山。

当年，成吉思汗在平顶山，召开誓师大会。尔后，兵分两路，一路渡过河去，穿越阿尔泰山冰大坂，一路打通伊犁果子沟天山峡谷，成钳形攻势，从而进入欧亚大平原，完成他对花剌子模的征服，从而为他建立横跨欧亚的大帝国拉开序幕。

北屯市如今已经将平顶山建成了一个公园。2000年的那一次，当我从额尔齐斯河边、平顶山山脚下经过时，看见一只鹰隼，这个草原之王，在清晨巡视了一圈草原之后，此刻正合住翅膀，敛落在平顶山的山顶。记得我当时感慨地说，这样的山岗正是为这样的雄鹰准备着的，而这样的雄鹰正适宜在这样的山岗上敛落。

阿尔泰山是一座横亘中亚细亚的南北走向的山脉，与额尔齐斯河平行。阿尔泰山的最高峰，成吉思汗的年代，叫奎屯山，意思是多么寒冷的地方呀！盛世才的年代，为取悦苏俄，将它改名为友谊峰。1962年伊塔事件后，周恩来说，有什么友谊可言，遂大笔一挥，将它改成三国交界处，据说，现在又恢复“奎屯山”这个比较古老的称谓了。

说它仅仅只是比较古老，是说“奎屯山”之前，它一定还有更为古老的名字的。

英国人类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说，那是一块多么令人着迷的地方呀！如果让我重新出生一次，我愿意出生在中亚，出生在新疆。那里是世界的人种博物馆，世界三大古游牧民族：雅利安游牧民族、古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欧罗巴游牧民族。其中前两个都消失在那块土地上了，欧罗巴游牧民族则从马背上走下来，以舟作马，开始了人类的大航海时代。

额尔齐斯河是一条用怎样的美丽辞藻来赞美都不算过分的河流。它发源于阿尔泰山，穿越西伯利亚，注入北冰洋。它在俄境内的名字叫鄂毕河。冬天，河流冰封，夜半更深常发起惊天动地的炸裂声。夏天，春潮汹涌，一河蔚蓝色的浩大水流，仪态万千地从阿勒泰草原流过。

我曾经抱着一支半自动步枪，在额尔齐斯河口驻守过五年。

是的，正如这本书的作者所言，河流上那个或曰锡伯渡，或曰齐伯渡，或曰西北渡的著名渡口，曾经发生过一段传奇。满族之一支锡伯族，在那个遥远的年代里，沿着外蒙古高原那弓背形的地面，迁徙伊犁，曾在这里停歇半年，尔后从这里渡河。

那迁徙的人们后来渡过额尔齐斯河后，继续向西北走，直抵伊犁，然后形成了如今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我有几位锡伯族朋友，他们告诉我锡伯族应该是满族中的皇族，乾隆将自己最信任的子弟派遣去新疆，让他们像那飞翔的蒲公英种子一样落地生根，从而像一颗钉子一样钉在这块当时多事和动荡的土地上。

锡伯族后来为满族所同化，成为满族中的一支。在东北，锡伯族原来的故乡地，要寻找这个民族的古老语言、习俗、服饰已经很难了。阴差阳错，它却还在这遥远的西陲之地保留着。

关于我文章中谈到的那位锡伯渡艄公的孙子阿依同拜依，我这几年还得到过他的遥远问候，他复员后回到家乡，然后好像在福海县民政局工作了。按年龄推算，他也该退休了。

我现在还能记起他骑马时的那种歪着腰，半个屁股翘在马鞍上的潇洒姿态。现在看那些影视剧上的演员们骑马，我常常笑着说：生手生手，整整一个人死死地堆在马鞍上，像一堆肉。

我后来的小说中的许多哈萨克格言，就是听阿依同拜依讲述的，例如：“马背上摔下来的是胆小的。”“不要和骑走马的人打交道。”“如果有两个聪明人的话，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聪明人的话，那就只好是我了。”

在这个西安城细雨绵绵的早晨，我写下以上的文字，为这位新疆朋友的一本书，也为我自己的一段新疆感情而写。我已经六十出头了，怅然西望，老眼昏花的我，有一种“心在天山，身老沧州”的悲怆感觉。

我曾经说过，有一天当我老了，成了一堆灰，请将我的骨灰一分为三，一份撒入渭河、一份撒入延河、一份撒入我从军年代的额尔齐斯河！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是在那里度过的。那里葬埋着我的青春、我的激情、我的一点儿可怜的崇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