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裔占全人口百分之三十，约为马来裔之一半左右。过去民族间的仇怨经常爆发。又因马来人只愿做农夫渔户，不愿受雇，因之文教经济地位落后。自1970年后，联邦政府迭次立法使马来人在各方占优先权，以和缓华裔印度裔声势。

泰国内部民族间关系比较融洽，大概由于彼此信奉佛教之故，泰人又历有亲日倾向，日本投资也远较他国为多。但教育落后，北部清迈等处工厂，无法觅得本地劳工，只得向邻国如缅甸及柬埔寨输入劳工。

纵是彼此间情形不同，整个地区却有显著的共通特色：这些国家内城市与乡村间的差距大，教育仍未普遍，传统习惯不易革除，民众易受煽动，缺乏内部存聚资本的组织能力。外方的投资也先渗入大城市内的服务部门，开发的制造业则以半制成品加工为主，有如汽车零件装配成车、电子零件凑成电脑、车衣制靴。印尼所制时装天鹅绒来自上海，甚至南韩亦不能免，所造电子器材一部分零件都由日本输出。所以这一地区内接受科技之转让极有限度，其输出重点在劳动力，已渗入制成品内，接受外方投资时本地供应率为地产。

这种做法各国之间彼此重叠，好像都有无限制的廉价劳工与无限制的外资，只是角逐有限的海外市场。金融风暴的近因则起自外汇。马来西亚的总理马哈蒂尔（Mahathir）尚且提名道姓地指摘始作俑者为国际金融玩家索罗斯（George Solos），但经IMF调查，索氏固已涉及，而牵涉更深的尚且是各国本地长袖善舞、有力量借到当地货币先期抛售的人士。他们看清各国债台高筑，所建造的又多豪华大厦，所营业又无广泛出路，所以借得当地货币卖出，兑成美金或西方货币，等本地货币不支而贬值时买还。本来资本主义的精义即是利用各处的不平衡使之平衡，也在这过程中创造下一次之不平衡。只要做得合法，也无谓道德不道德。金融玩家是谁不说，东南亚国家必有构成这种不平衡的局面才引起投机者的觊觎。惟有投机者所闯祸之大，超过一般预度，已由货币而影响股市，由当地借家而影响到国际银行业，由东南亚而牵涉南韩、日本，再波及华尔街，西欧东欧也可能受影响。

现在善后的方法可以分做三个阶段：第一是国际货币基金的紧急补助，首先必须清理债务。一部分由IMF垫还，或先付利息，将短期债务改做长期债务，有些亏空过多的银行，只能任之破产倒闭，余存的则须严守纪律，也可能受借债国政府及IMF的监视。这种提议合乎情理，却不孚众望。如果美国人尚且不愿见他们的政府替人抵账，本地人又如何愿见投机企业家的私人债务变成国债，并且今后财政事务，受人监视，损伤国权？所以汉城与雅加达的反应已是不佳。第二阶段则清账之后各国货币必采取彼此之间一种合理的汇兑率。这也可能产生无限的争执。既为负债国，则希望本国货币率高，可以还债时付息时不多费气力。但为货物输出的国家又望币值低，以便与外界竞争，得多倾销，下一步增加生产，防止失业，因汇率的波动，也可以引起各国互相竞争之余，树立关税壁垒。第三步各界都已看清：亚洲各国连日本在内，都要扩大并开放内部的市场。这种方案执行时更多困难，也是本文讨论之重点。

我们看到各界对善后的提议，只见得彼此间观点距离之大。《华尔街日报》载有一位女士的论文，她主张在国际间片面的恢复金本位。殊不知1929年的经济恐慌，首由美国农产品价格过低，农人缺乏购买力，又因用金本位，银根太紧，借债不易，以致货不能畅其流，生产萎缩，引起大量失业，落后各国才全部放弃金本位。金融的调节，只根据经济统计增减利息行之。这位女士的提议可谓反其道而行。

又有亚洲传来消息：有人建议，树立日元区域。此议颇像马哈蒂尔气愤之辞，但如有实际意义，势必排斥美金，倡导东亚门罗主义（马哈蒂尔有此趋向，他在推崇日本之外，也在迎邀中国大陆参与他的经济企划）。日本现拥有美国国库债务券百分之九，价值约四千亿美金。依议而行势必扫数出售。若不如此，固然可以说日本为美国之债权人，但反面说日本无处投资，其本身财富尚寄存于美国，若以日元为东亚盟主，岂非仍拥戴美金为太上皇？反面言之，扫数出售，美元固受亏损，日本也先受其害，以后又更向何处投资？并且此后美国势必撤退驻军，因其无特殊之经济利益，亦不必在此地区维持军备。你既不许她为国际银行家，又如何能强迫她提供义务性质之银行警卫？各国是否愿邀日本取而代之？即有识之日人愿接受此项差遣，除非此等问题获得合适之答案，所谓日元区域之建议，亦为不假思索之想法。

《纽约时报》尚有一位专栏作家最近提出：“美国、日本与中国同为亚洲经济之推动力，此际善后应由三国采取主动，美国可将利息降低，宁可局部的通货膨胀，务使银根松动借债有门。日本则须大量减税，增加一般人民之购买力，用于消耗，不要全国上下一意守财。中国过去已经货币贬值两次，因之才使东亚各国失去对外销售之竞争力，此际不得再次将货币贬值。”

这项提议也没有见及问题的深远处，而且在技术上有值得评议之处。此番金融风暴之起因即系西方及日本游资太多，投资不假思索，目下银根枯竭之处已由IMF作选择性的救济，有些美国公司尚且前往抢便宜收买倒台的企业，此际如何又要扩大美国的通货膨胀，又再增加游资？并令日本减税，又能担保其不成为游资？

另一方面东亚各国希望保护他们的市场，也各有原因。内中一个共通的立场即是农业无法与西方竞争。这些国家一向就以精密工作的方式耕耘，一般地少人多。即日本自麦克阿瑟实行土地改革以来，虽然产生了多数小自耕农，一般每家占地不逾数十亩。最近也和韩国、台湾一样，由女子及老年人耕种。年轻人只在旁襄助，他们都在工厂里另有工作，才能收支无缺。

西方的农场，一般在二百英亩以上（一英亩等于六华亩）。美国中西部夏间一片金黄，秋收用大型刈麦机，驾驶室冷气装置，都成专业。纽约之苹果园摘果时用季节劳工、中南美洲人，事后车载而去。南部水田以飞机散布稻种。东方诸国无法与之较衡也。最近台湾因美国火鸡与苹果进口引起农民抗议，都表现本地农业无力与西方同等竞争。

中国大陆情形则又过之。农村剩余人口近亿，企盼往城市找得工作。政府准备收束赔本之国营事业，又势必辞退大量劳工。上海之摩天楼写字间未能租出者百分之四十，中国三千万建筑业劳工又受影响。今逢东南亚生意萧条，水泥又不能输出，片面责成其货币不得贬值亦殊难能接受也。

可是我们也不能说所有建议全不可行，东南亚注定倒台，因着本身利害，所有有关国家都望找得折衷方案，疑牵涉商业，则取舍之间必须两厢情愿。所以讨债还价之余应能逐渐疏通，只不过目下看不出一个简易方案，朝令夕行立即使问题迎刃而解。

我们所关心的，则是不论用何种方式解决此问题，外界投资已在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及泰国构成一种经验体系，有似中国抗战前通商口岸内的体系。西方式之法律只能适应于一个狭长地区。一入内地又是一个世界。迄今中国尽九牛二虎之力，方初步扫除此种隔阂。现今与各国至少尚有十数年至二十年之距离。这样敷设的商业城市，外向而不内向。过去经验外商向中国输出者以农产品桐油猪鬃（当日尼龙尚未登场，为制刷所必需）鸡蛋等，多零星采购。输入则以洋房汽车做代表，只增进市民阶级生活，更延长城市与乡村间之差距，况且动摇传统生活习惯，易为马克思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和正统宗教主义者借之发难。也极易产生独裁政治，因为新式法律或已颁布，支持此种法律之社会条件尚不具在。利比亚之卡扎菲、伊朗之霍梅尼，与古巴之卡斯特罗皆是也。

我为历史学人，不愿做宿命论者。难道中国曾如此，有些国家曾用锁国政策，则东南亚必如此？现今东南亚的改革乃是全国改革，货物转口通过新加坡及香港及于各地尚有越南各国紧接下班，难道必开倒车？这东南亚一个大地区领有世界上最富庶的资源之一部，又拥有大量人口，可做撼天动地的事业，尚且不怕无人投资，今日计算机掌握的科技，尚为十年、二十年前所未有。是否可以另为打开出路？我们应当互相体会：这不仅是一个货币问题，而是社会经济问题。更推而广之，乃是一个历史问题。是否投资的跨国公司有此长远打算？华裔人士是否有志协助，使这运动不尽外向而能内向？各地开明的社会宗教领袖也能开诚布公，放大眼光为子孙造福？

我所修习的大历史，只能将所有有关因素，摘要地综合起来。这样看来这地区的出处有千百种的可能性，如何筹划，尚待各专家及领导人物决策。

1998年3月5、6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