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关系这一名词，我们就可以立即想到私人关系、家庭关系、利害关系、性关系、金钱关系、外交关系、乡土关系、人身关系、多重关系、双边关系、直接关系、微妙的关系、紧张的关系等等。

关系可能表示不期而然的影响。例如说“关系重大”。关系也可以概括一种看来好像合法而实际又非法的交往。例如最近有不少外人在中国做生意，看到中国政府好像什么事情都管，却没有一定的法则。一项提议希望提早通过，免不得要走门道，或者托人送一批礼物，这样也可以称为“找关系”。

这样一来，关系（guanxi）这个名词可以不时在外国报纸上看到，几乎成了英文所吸收的外国词语之一，有半公半私，介于合法与非合法中间地带的模样，其所以不能全部称其不合法，乃因直到最近中国才由农村社会改进而为工商业为主体的社会。农村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为单元，你与我打交道，通常不影响到第三者。工商业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为多元，如果你我私自打交道，甚至可以间接危害第三者，甚至可以使他亏本破产。

目下关系占这样一个重要的关键乃是社会全面改造，事属创举，立法工作还没有完全赶上社会的行动；或者社会虽已改造，也并不是所有支持的因素都全部在位，而做事的人也甚可能有因循旧习惯的趋向。

我常常说，英国在17世纪和中国的旧社会有很多相像之处。当日的英国也刚由农村社会进展到工商业社会。且17世纪英国的外交，大概无非王室与其他王室的交往。税收一般取包办制度，财政也无法公开。所以致富的捷径，一是做官，一是替国王当采办（Purveyor），国王宫廷里经常大开筵席，每年所用的猪羊动辄以数千头计。所用品目与酒类，全以数目分配于各地区承办。所付价格一般只有民间物价四分之一。所以这安排就成为承办人牟利的渊薮，要取得这些职位，主要的在成为国王的佞幸，这也就是凭借关系——走后门。所不同的当日英国并无政府本身经商的情事。还有一个维持关系的办法，则是政府首先通令禁止经营某种事业，以后却又授权，某某私人可以例外，这样无异于颁发专利的特权。

可是这并不是说：英国既然曾如此，今日中国也如此，情有可原。17世纪的世界公私不分不能算作特殊情景。况且纵如是，英国民间已因之提出抗议，为内战爆发日后严格限制王室权力原因之一。今日中国的经济改革，无从避免内外的协助合作。若是当中非正规的行止依然泛滥，可能为成败的关键。所以今日大陆有意严厉地肃清贪污，包括杜绝这些走后门引用关系的行径只是事理之当然。

在历史上说，在关系上分出公私的界限，严厉执行，始自商业性格的国家已不容疑问。13世纪的威尼斯，可算世界上最早以商立国的城市国家。她的法律即已禁止她的统领（Doge）广泛接受内外的礼品，所收外国的礼品限于苹果、樱桃与螃蟹。今日美国的总统可以接受外国的礼物，但是必须登记，算作白宫所有，不能由总统据为私人的所有物，也是缘于杜绝非正常关系的用意。

上面提及的乃是不正常的关系。此外经常的一般的关系，无人没有，无日无时没有。我们各个人有生之日不能避免与外间的接触。很少的例外，一经接触，就可能产生关系。既有关系牵涉，也经常激动情绪。做梦即系情绪透过下意识的一种表露。梦中的对象通常是我们自己熟悉的人，借着梦景我们表示自己的思念、怀慕、追悔、嫉怨、恐惧或者仇恨。纵是一个人决心做隐士，与外界绝缘，也是因为与外界发生关系感到不愉快，退却之后，闭户自恃的一种反动。并非最初即由我自己做主，自始至终即保持一个一尘不染的决心。陶渊明因为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才作《归去来辞》，并且也因为具有“携幼入室，有酒盈樽”的家庭关系，才放弃“以身为形役”的雇佣关系。这样一来，我们白天做人，晚上做梦，都无从避免关系。我在密歇根上学的时候，有一位毛尔教授（Welledey Maurer）他就提倡所谓个人（individual），全系虚构。如果各个人果真存在，也不过是一种观念，并非实体，他的说法亦即着重我们无从与关系绝缘的见解。

在各种关系之中，以以下三种最为重要。一是生存的关系，王羲之作《兰亭集序》即标榜着“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可见得希望保持自我（self-preservation）是人类共通的性格。第二种关系乃是性关系。孟子说“食色性也”，把男女间的情欲与饮食摆在一起。以后中文“性”之一字与英文的sex等量齐观，看来缘由在此。第三种关系乃是经济关系，概括言之人类首先即希望保持生存的权力，次之生育繁殖，继续下去更要丰衣足食。连孔子也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可见得在正常状态之下，一个人应当去追逐名利。

因着以上三种关系的需要，齐宣王在孟子面前招供，他自己一生有三个大毛病：“寡人好勇”，他喜欢打仗。接着又是“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他喜欢在异性跟前找快乐。还有“寡人有疾，寡人好货”，他喜欢搜罗金银囤积物资。孟子因着齐宣王之坦白，也就告诉他，这三点都是一般人的欲求，没有什么了不得。只要国王以百姓为重，在追求这类欲求时不忘记以全民福利为本位，并不妨碍他的王业。

而且欧洲在19世纪产生了三个大思想家。他们各以科学方法对上述三种关系作过个别的解释。达尔文（Charles Darwin）是生物学家，著有《天演论》（原文如此。——编者注）述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程序。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创立心理分析学派，发现了下意识（subconsciousness）的力量，尤其注重性的推动力（Sexual drive）在人类行为中所产生的作用。马克思（Karl Marx）提倡唯物史观：历史的重心在物品的生产方式与分配方式。

如果齐宣王和孟子在公元前3世纪的一段对谈，不期而然的在19世纪末叶获得了西方思想家作释注支持，为什么齐宣王喜欢打仗？你去问达尔文吧。他为何又好色？去问弗洛伊德吧。（听说他闻名较迟，他的《梦的解析》出版于1900年。）为何他尚且好货？去问马克思吧，即此人类最基本的三种关系都有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实证”。有些历史家就提及：人类的思想史到了19世纪的末年卷入物质主义的最高潮。

我们回头检阅中外文学作品，也发现上述的三种关系构成了各种小说与剧本不可或缺的题材。《西厢记》与《傲慢与偏见》可算采用单元题材，彼此都以男女关系作写作的重点。《玩偶之家》虽然在提倡女权，但是娜拉的丈夫叫她“我们的小松鼠”，又以她独自出外向人借债为不名誉，也就沾上了男女关系与金钱关系了。文学作品所叙述的横宽与纵深加长放大，三种关系挂钩的机会愈多，读者很容易地看出荷马所作史诗，就概括了以上三种关系。

我们再看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提到借款逾期不还，贷方依约有权割去借方身上的一磅肉。这故事象征式地寓意于高利贷之可怕，也将一切责任推给犹太人。两方的交恶近于战斗状态，涉及生死关系。而实际情形也确系如此。我们在历史中可以找出威尼斯排斥犹太人的纪录。好几次还不许他们在岛上居住。剧中以主角波西亚女扮男装在法庭做律师。我不知道何以女扮男装在戏台上有特别的性之吸引力，也不知道这种倾向心理上健全与否，总之这也是《威尼斯商人》剧中特色。当然剧中也提及进出口商冒险经营，可能船货漂没。即此战斗、性爱和经济关系都牵拖上了。

我们一般观感：男动女静。男人对外，女人当家，在中世纪尤然。也在这种条件之下，独出的女性，打破这种规范，也特别有她们的魅力。《麦克白》以谋杀国王邓肯为题。麦克白本人只能打硬仗，谋杀不是他的专长，整个计划由麦克白夫人筹谋，最后也由她以匕首完成。剧中也表示她在不断地洗手，大概行凶时血溅指掌，她虽洗而终不能涤除内心的罪咎。剧中无直接提及经济关系之处。但是邓肯与麦克白分为堂表，国王被弑，麦克白继承王位，则富贵利禄是谋杀的动机，也是剧中主题。

这样一来，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寡人好色与寡人好货，既是人类共通的欲求，也透过古今中外的经验，成为了文艺工厂里的基本原料。《战争与和平》洋洋一千四百多页更有机会充分使用这些原料。说及战争，书中就请拿破仑亲自登场。波罗丁诺（Borodino）一役，炮弹在读者耳旁横飞。阵亡的当场身首异处，受伤的面目变形，虽将官亦可当场被俘。在讲到男女关系，则这部小说无异于《19世纪前期帝俄贵族婚姻史》。内中有一打以上重要的角色，年轻男子都为军官，女子也全有公主郡主的头衔。他们相互的求婚、议婚、拒婚、骗婚、悔婚、离婚、重婚。也有男子疑惑妻子外遇，与传说的情夫决斗之情节。拿破仑入莫斯科，这城市被焚之后，各人家业有了急遽的改变，他们与她们的关系也要经过一度调整。托尔斯泰具有气魄，他的手艺（craftsmanship）却又精致绵密讲到经济，现代读者不难在这篇小说之中窥见当日工资与物价。

文艺作品愈接近于我们的时代，上面提出的三种关系——生死、男女与经济——掺入的成分愈为明显。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所作《日瓦戈医生》（Doctor Zhivago）内中女主角乐娜一生有关的三个男子就分别代表这三种关系。她的丈夫——她叫他帕沙，做革命党，发传单，后来战事爆发打冲锋，在内战中更成为红军里的将官，无疑的是为好勇。乐娜的继父——实际也是母亲的姘头——维克特——律师出身，侵犯了她的童贞，为人尖钻，到处打算盘，总是占便宜，可称为好货。只有日瓦戈医生，细腻体贴。虽在冰天雪地之中仍在作诗赞美她。只是与她同居，也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可称为好色。只因为世局的动荡，才把这样三个各走极端的男人摆在一个女人的面前。

这三种关系的出入也代表作者读者的意向。我们打开中国的古典小说，以《红楼梦》为例：

黛玉葬花——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自身怜悯（self-pity）生死关系。

“宁王好武兼好色，遂教美女习骑射。”——他自己就已讲得清楚，又好勇又好色。

好姊姊，把你的嘴红给我吃了吧！——你家里只有门前一对石狮子才算干净——男女关系。——《红楼梦》造成一段幻想（fantasy）,一个“富贵闲人”有无限的机缘（unlimited access）去接近异性。所有的丫鬟全是国色天香。违犯伦理也没有关系，因为全书不过是一本“风月宝鉴”，风月宝鉴只能正看，读者不能以“贾”乱“甄”。

刘姥姥、焦大等人——倒反提供了一个外界的现实。作者利用一般人好货的心理，造成一座不劳而获的大观园之金碧辉煌，还是要借着这些人，和以后的贾府抄家、贾宝玉出走做和尚等情节，才把自己所制造的肥皂泡沫说穿斫破，同归于现实。

《红楼梦》可与《战争与和平》比较来读。这样看来俄国到底还是属于西方传统。与中国比较，一是武士精神；一是文人习惯。一夫一妻制与一夫多妻制的差别更为明显。一方面注重竞争，赌博和养马在贵族生活中占重要地位。一方面消灭了竞争，做富贵闲人也真的是富贵闲人。一方面讲得机要处不讲俄文而讲法文，一方面即填词作诗。

《红楼梦》也可以与《水浒传》并读，《水浒传》里所叙中下层社会完全又是一个不同的世界。

生死关系：武松打虎，宋江杀惜——打大名府，劫法场——将人诬告，发往充军不算，还要押解之人，通常称为张千李万的，在路途乘机谋杀，将脸上金印揭下作证交账——吴用给卢俊义算命，主三十日内有血光星数之灾。

男女关系：潘金莲、阎婆惜、母夜叉、一丈青——林冲解围了被人调戏的妻子，还没有问及夫人是否吃惊，先要知道被他“玷污了不曾”。因为这严格的贞操观念，把婚外情的负担全放在“乐户”身上。以致宋江嫖妓狭道中几乎与徽宗在李师师家中相逢。

经济关系：贩枣子，卖酒，打家劫舍谓之“替天行道”。劫“生辰纲”。大碗“吃”酒，大块吃肉，“把那好牛肉切他十斤过来。”——粗率无选择性。

这样看来，铺陈关系，各有其层次与场面。文学家叙述到不同的关系时，即已勾画出来侧后的社会背景。

说到这里也触发着下面一个题目：我们所说的关系，只是作家的原始资料。要将这批原料制作商品，还得加工。加工则不能不顾及时下的需要。在这方面历史家与小说家有一个共同的着眼：好的历史作品反映着时代眼光；畅销的小说也要迎合时人的兴趣。timeliness是文艺工作者的重要生意经。

上面已经说过：19世纪末叶，达尔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已将人类物质主义的观感，提引至最高潮。不料在20世纪，他们的主张又在各种行动上被推进到他们自己尚没有预想到的程度。

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还只用于动植物。他们获得优厚的生存空间与营养，于是其继续生存的机会凌驾于其他种类之上，这种理论，也可延伸而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引证到人类生活中去。如果优者生存，劣者被淘汰，是为上天谛命，那我们又何必向强有力而能干的人抽税，去津贴弱者，是为与天理相反行动，褫夺优势者应享有的权利，无意义的延长应受淘汰者的苦痛？

这样看来，社会达尔文主义更为种族主义开路。

我在中学上学的时候，曾看过一本课外读物，作者德皇威廉第二，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之后，寄居荷兰作此回忆录。书中也提及优种民族和劣种民族。威廉最仰慕的民族，乃是日本人，因为他们爱斗而好血。把好血也算一种美德，也只有醉心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才能为之慷慨道出。至于日本人之爱斗而好血，倒确有实证。例如1944年云南松山之役，日军第一一六联队一千二百人，曾杀伤六至七倍之中国军，因为他们准备全员战殁。事后调查，该联队只有十人逃脱，只有九人被俘。其所以被俘乃因我军以坑道作业，用炸药将他们的阵地爆破，此九人来不及自杀而被震昏。以后据他们供称，先一日他们已焚烧军旗，将自己受伤者处死。只是今日看来，这样的战法应当提倡而褒扬，抑或受批判指摘，实为可疑。威廉的回忆录倒确有为日本人鼓励的趋向。

威廉看不起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散漫无纪律。只是中国仍有一种优势，则是他们的人口多，只要抽调他们人口百分之一，数百万大军瞬息可以编成。威廉心目中的“黄祸”，乃是这样的大军进兵欧洲。但是这大量的貔貅，不由中国人自己编组而成，而是被日本征服之后，在日本人鞭策之下才能成为事实。我读这书时还是1930年间的事，无疑的，若干日本军国主义者曾受种族主义者威廉第二的启示。

我们虽不能说俾士麦及威廉手下的第二帝国即是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之前身，但是另一方面也绝不是风马牛之全不相涉。大概思想上的因素，透过环境上的干预，也即前后关联。在德国既有凡尔赛和约与巨额赔款，又加以1930年间的经济不景气，以前思想上的因素更受修正，更被歪曲，只有变本加厉，这样的情形在所不免。希特勒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下士，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了德军统帅，他即彰明较著的要替优秀的日耳曼民族创造一个“生存空间”（lebensraum），他的参谋长凯特尔（Wilhem Keitel）还在日记中写出，筹备这样一个生存空间，德国必须在她的四周消灭一亿人口。所以他们对犹太人“最后的办法”，集体屠杀六百万，出于这种优秀民族之一念之差。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可以说是人类思想里的一块试金石。全人类牺牲了好几千万人命，去考验有无这样一个优秀民族的存在。

人类次一重要的关系——性关系——也在20世纪经过一段空前的变化。尤其女性的解放更为彻底。我还记得我在学士班选修新闻系课目的时候，那已经是1950年间的事了。教授讲解诽谤法。他说一个女人的贞操，是很有重量的名誉问题。如果处理得不好，可以产生严重的诉讼。现在这种情形早已改变，还有不少的女性以婚外情为荣。“我是肯尼迪的情妇”，不仅名誉无损，而且尚可自抬身价。莎莉·麦克琳（Shirley McLaine）曾说整个婚姻制度业已过时，人家即问她既然如此何不离婚，她就说连离婚也是老派头，也无必要。这是半个世纪之前无可想象的。

将这些情形归咎于弗洛伊德也可以说是张冠李戴。弗洛伊德是医生，他因为临床判断发现不少神经病的根源由于被压抑的冲动。这种被压抑的冲动之中性关系最为紧要，如由病人自身说出可能廓清病源。而他之所谓“性”有一个极为广泛的含义。比如一个婴孩受母亲的哺乳也是一段性经验，所以饮食也与性有关。

这种理论也可以一再伸展引用。我又有一个教师讲解文学作品与故事中动机，我因为他也是医生出身，才选过他的一堂课。及至他说及《白雪公主与七个矮人》里面的“发掘”dig、dig、dig也带着性的寓意，就只使我疑信将半了。因为用“发掘”表示男人向女性做爱，完全是美国人的粗俗俚语，在其他文化里，并不尽然。再又有他说及用钥匙将锁打开，也包含着下意识内性的动机，则更无从实证。可见得以下意识为题，取舍之间没有一定的准则了。

而且今日性爱之泛滥，与其说倡自弗洛伊德，还不如说由于避孕丸的发明，自此之后性关系与强迫怀孕脱离关系，才产生了女性的性自由。再有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一案，称为超级影片公司控告俄亥俄州教育部（Superior Film Inc.vs.Board of Education of Ohio），判决书认为电影也是一种言论，不是影片中男女主角都在发言么？所以它应受宪法修正案第一款言论自由的保护，自此之后，也不论色情不色情、猥亵不猥亵，这些考虑都已过时了。

说到这里我也要附带解释：西方法律只防止个人为恶时侵犯公众或旁人，不逼人为善。因为道德上之事，没有绝对的标准，更无法强制执行，尤其自宗教革命以来，良心上之事只有各人自身做主。还有一点则是性的自由也仍与经济发展有关。比如说，如果女子没有就业的机会就很难享受到性的自由。而且离婚时的赡养费，也还是一个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