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关系——经济关系——其所赋予的行动，也以马克思的名义执行。举凡20世纪重要的革命以及激烈的工会运动、叛变与游击战，很少不假借马克思的名义主持。此中也待解释。有些学者早已指出：马克思一生著作甚多，不过流传最广的《共产党宣言》与恩格斯合著，充满着煽动性。内中警句如“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原为1848年的革命而作，不是学术论著。而他较有体系、带学术性的著述则只有极少的人过目。当中又免不了自相矛盾之处，因此也易给人抓住，借题发挥。
怪不得马克思自己生前就指斥有些人以《资本论》卷一作一切的标榜实为“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又否认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
从各种迹象看来：以上三种运动——种族主义、性的冲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行动——都在20世纪掀至顶端，刻下都有反动、紧束或重新考虑的态势。
如以言种族主义，则经过柏林总理府地下室和停泊在东京湾美舰“密苏里”号甲板上的判断，否定了优秀民族的存在，其反动的出处也极为可观。
我第一次在1946年去美国及1952年第二次抵美，南部汽车站的候车室都分别为白人用及黑人用，饮水的喷泉也有区别。这当中经过一段奋斗，可是今日以种族分隔已是不可思议。不仅美国、南非如此，即最近旅行于伦敦、巴黎也可以发现，各该国首都有片面改体为多民族国家之形象。迄至1940年间，西方电影仍以描写人种间的战争为常用题材，如美国联邦军队对付印第安人、英国殖民地军队对付印度人及埃及人，以及法国志愿兵团对付摩洛哥人，当中仍离不开优秀民族与劣等民族的分野。今日此种作风早已成为往迹。
不过人类的部落思想，并没有完全遏止。所谓生死关系也仍在国际间、种族间、部落间和思想体系集团间存在。好勇好斗也仍表现为人类习性，有如波斯尼亚种族与宗教间的战争，非洲中部胡图族（Hutus）与塔齐族人（Tatsis）的厮杀仍可再开，亚洲腹地间各民族的局面依然紧张。这样看来今日之“好勇”待开发国家超过已开发国家。
关于性的自由，最近也有受检束的趋向，艾滋病的流行，是一种重要的因素。还有将性爱摆在镜头前在银幕上张扬，虽有商业上的好处，到底做得过分，千篇一律，好像电影里汽车赛跑一样，映得人人厌倦了。本来性爱之引人入胜，尽在不言中，只有当中幻想的成分多，甚至具有神秘性格，而又加入罗曼蒂克的成分，才有真趣。多少年前，我曾读过一本小说，记得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一段故事，也摄成电影，称为Raintree Country，不知有中文译本没有。如果没有不妨称之为《榕树之乡》。内中男女主角反复地相对说出：“我是你气也喘不出来的爱人”（your breathless love）、“我是你毫无悔憾的奴隶”（unrepentant slave）。此中情调有如《西厢记》里写及女主角去后，男主角发现她留在枕上的泪迹晶莹，此种境况要比机械式的做爱，“以身为形役”，要妙曼得多了。
这可能还是我个人的主观。但是最近像李安的影片如《饮食男女》、如《理性与感性》（Sense and Sensibility）能够受到普遍的欢迎，也为观众表态。他们认为艺术作品描写各人心情之细腻处要比一味暴露性爱之生理一面值得欣赏了。
以言婚姻则综合最近各方态势，不仅没有被废止，而只有在年轻人面前更受重视的趋向。
再提到马克思，一般有识之士，都对他有不同的看法，都超出于一般简单的阶级斗争的观念。剑桥经济学家罗宾逊（Joan Robinson）就指出《资本论》卷一，说及利润比率（rate of profit）亦即利润与资本家所投资之比率，后者包括机器厂房之折旧以及原料和工资，长久保持一定的状态。及至写至第三卷，则说及长久情形之下，利润比率必下跌。推论之，则实际工资必提高。罗宾逊推究，两说都有历史上事实之凭据。原来《资本论》卷一至卷三的出版期间，中间有二十八年的距离，当初马克思根据工业化刚开始的情形，仿效古典派经济学家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说法，认为工资只是使工人恢复劳动力的代价，亦即工人胼手胝足工作一天之后，衣食无缺，不多亦不少，第二天仍能回厂工作。而当时实情也确是如此。但是马氏写至第三卷时，参照工业化已相次展开的情形，承认这条件已有相当的改变。
而且马克思也提出“平均社会劳动力”（average social labor）这一观念，什么是平均社会劳动力？先说“社会劳动力”：今日美国社会工人开汽车入厂做工，那么你要恢复他的劳动力，所发工资也要顾及他使用汽车之用费，即不能降格要求他徒步上班，而且工作有带技术性的和不带技术性的区别。如果有些工作需要中学毕业，有的则小学程度就够了，则工资也当顾及初中毕业程度的社会条件。恢复工人的劳动力至此参与了社会条件的考虑。
如此看来资本主义并没有以前传说中的可怕。罗宾逊更据此写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给自己创造了一段新生命。前人所说劳工的悲惨命运，此时尽在待开发国家，已开发国家则不论所行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劳工都丰衣足食。
今逢世纪交替之际，总览全局，20世纪的大规模与大范围的冲突与冲动，至此都有缓和而接受调整的征象，而人本主义（humanism）的精神也在此时抬头。这是一个纵观一切，做一段全盘综合的绝好机会。
我开始即已说及，农业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为单元，商业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为多元。这种改变，通常以战争及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完成。
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时，他曾考虑到这问题。小说前面的一千三百多页，完全是故事题材，涉及求婚、订婚、赌博、决斗、和平、战争已经如前面说及。最后之一百余页，称为“后记”，有如附带一本小册子，企图解释书中所叙1812年拿破仑进军莫斯科以后又狼狈撤退各事迹的实际意义。作者否定拿及俄方将领是大事中的主宰。他们的失败固然是瞎闯的结果，即使成功也属侥幸，其他各人也只随着局面的展开，好像以本人意志做主行事，其实则受环境及个别性格支配，又实系天命。于是茫茫之中，另有主宰。如果读者要穷究当中意义，则只能看出，天地之间混如一体，内中只有无穷尽的美感。
当然作者的目的在追求发挥故事间的美感，不然他不会花上六年时间去写《战争与和平》而且改稿六次之多。这还不算，他以后还要写一本更是长篇巨制之《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
可是自从《战争与和平》出版之后，心理学和社会学都有了增进，人类历史之纵深也随着增长放大。我们今日看来，《战争与和平》前面用小说性格所写的人身关系与后面用论文性格所分析的非人身关系当中之转折，已不必如作者笔下所叙的具有整体性和神秘性。即仅以俄国而论，1812年的事迹之外，尚又有1917年和1941年的敌军大举入侵。
《战争与和平》叙述得清楚：拿破仑进军之前夕，各人将自己好勇、好色和好货的动机投入这大变动之中。但是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各人自己供认的动机不一定是内心实际的动机。“酸葡萄”和“甜柠檬”作用，在所不免。狐狸腿短，吃不着比它高的葡萄，而在保全自己的自尊心，只说葡萄酸。它只能吃着柠檬，又就自己立场夸赞柠檬甜美。俄国与法国开战时，年轻的贵族都要表示各人的英勇，但是无数的母亲，又各替儿子营谋，希望派到总司令库图佐夫麾下为副官。爱伦知道她的丈夫要和她决绝，还对朋友说起，他一心如是地爱她，必定会俯从她的要求，让她离婚。人类企图美化自己的动机，获得社会的赞扬，是为常情。但是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又告诉我们，所谓移情作用，品格升华，己欲立以立人，己欲达以达人，又非全系虚构。
孟子所说“王如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也是情理之常。所以拿破仑和法国人经过大革命，希望把自己所获得的“平等、自由、博爱”推己及人，造成全欧的新时代局面，并非全部自欺欺人。反面说来，俄国人忠君爱国抵御强权，也不可能尽是矫饰。大概真伪之间两者都有。即是我自己从军的经验，观察到上官和同事，甚至扪心自问，各人的动机，大都在为私为公两者之间。《战争与和平》中之安德烈公爵说：“要是每个人都依照自己的信仰而战，世界上不会有战争。”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要是全世界的人，完全不根据自己的信仰行事，也不会有战争。”
托尔斯泰将个人业已升高的动机又再升一层。那样看来，个人的行动好像自己做主。但是每人的环境不同又系命运的安排。而对付不同的环境所采用的决策也各按一定的规律，那么穷宇宙之间，不是只有一种主意？
他这样的希望将宇宙事物，获得一个最终的答案，只有将长江大河之水，汇诸一个海洋。有如佛教徒论因果关系，最后只有一个总因和一个总果，而进入华严宗所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境界。
这种解释已涉入神学或哲学的领域。天文学家告诉我们：现今宇宙之产生，由于两百亿年前一个“大爆炸”（Big Bang）物质膨胀而起，又若干亿年后太阳上的能源用尽，人类文化也势必与之俱戚。果如是则物质膨胀与能源用尽仍有预先构成之规律，可见得宇宙之前尚另有一个始点。这样的追究永无止境，不属于我目下所说“大历史”的范围。
我所谓历史，属于人类及其生活之领域能为逻辑所操纵，亦即当中有各种关系之存在。以这眼光看来：1812年的事迹由于东欧与西欧的当事人各色各样的希望与欲求，投入战争的一座大熔炉里，诚有如托尔斯泰所云，即当日的领导人亦不能深切了解其实际意义。只有今日局势逐渐澄清，即可以看出：世界科技的进步已使东方与西方打成一片，做到区宇一家的境界。帝俄的体制需要重新再造。但是这是亘世纪的工程。波罗丁诺一役与火焚莫斯科，还不过是其序幕之初步，此外还要几经反复，不仅拿破仑要被放逐，20世纪内的希特勒尚要在柏林总理府的地下室自杀，而俄国本身的变化，更是复杂曲折而壮烈。托尔斯泰本人还只想到十二月革命或反叛（The Decembrists）算是莫斯科被焚之尾声。（他着手写《战争与和平》之前，原想以十二月政变为题材，只因准备资料，搜索到1812年的战役，才改变方针。）实际上则俄国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两次革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和继续着的内战，又还要度过东西之冷战，有了列宁与斯大林不算，还要有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才进入今日之处境。
我所谓大历史则是穷究各种事迹。粗率看来它们好像矛盾而互相冲突，其实则当中纵有局部之反复，而终归成直线或至少成梯次的前进。这样一来，讲学历史的人，应当存有各项信心：第一，世界上各种大事之转变，以战争或革命做主，内中不乏多数人众意志力之后果，后面包含着实际而又带浪漫性的动机，不能仅以意识形态概括之或否定之。第二，人本主义的精神，通常不能在这种剧烈行动之中发生效用。但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也往往有之，而且事定之后，也可能在修正时发生功效，所以综合以上。第三，我们对历史长期的发展应当检讨当中的合理性。第四，虽说是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这种认识仍依历史的纵深增长和时代的变化而改变。
因为如此，今日我们读至《战争与和平》，依然欣赏作者所赋予这部小说之美感。因为时代环境纵不同，人的性格，仍是没有改变，书中主角如比尔如安德烈仍有吸引人的魅力。但是一百多年后，这故事之历史意义已失去其神秘性与整体性。
我所以不怕各位不耐烦，把人类各种关系翻来覆去地议论一遍，则是我们今日有一个绝妙的机会，发扬各人抒情叙事的才能。我已经在各处写出：中国在20世纪的革命不是片面改造，而是将整个国家社会全部推翻，一切重来。本来专制皇权以昊天诰命为基础，真理总是由上而下，这种体制已于1912年被清算。下面农村社会里以小自耕农为付税的基础，以“尊卑、男女、长幼”的社会秩序作凝聚的力量。这一切早已不合时代，即纵有残余的力量，也在五四运动被推翻。再有上下之联系，原来只有刑法中之“五服十恶”，再有则是科举考试之程序。熟读诗书之文士，进而为庙堂里的执政，退则为乡宦士绅，各有名额，分配于府州县。这套也于1905年停科举而整个截断。民国成立之后，中央政府不仅无从向各地区抽取土地税，并且无法获知基层情形。如土地分割过细，农民负债很多，详情尚待中共执行土地改革时方始暴露。
简概言之，旧体制无一项有实质的因素可以改造利用，只有整个重新造起。在这种条件下，蒋介石及当日国民党所创造限于新国家之高层机构，包括统一之军令及全国施行之法币，由对日抗战而完成。中共及毛泽东之作为，在翻转农村之基层，剔除当中百年旧习，借着内战及对外隔绝的条件完成。台湾方面也因着战时状态，实行三七五减租，收到类似的功效，而今两岸尽力通商，一方面志在提高人民生活，一方面也重创新法制，作为上下之联系。
黑格尔说，广大的群众运动，虽领导人亦无法获知其行动的实际意义。《战争与和平》的作者对此说全然赞同。托尔斯泰并且说出：只有观察其他行星的运转，才能了解地动。《日瓦戈医生》的作者更指出无人能做历史的主宰，纵是伟大人物，也不过是历史的“经纪人”。
我们再看各当事人的证言，情形也确如此，我最近几年有机会仔细阅及蒋介石日记，他不仅对国事无全盘计划，连北伐的成功也是“将错就错”，对日抗战更无胜利的把握，只有“孤注一掷”，有时他尚说出，如战败国亡，亦可“保全国家之人格”。
毛泽东阅及土改的报告，才能实切体会问题的复杂与严重，他之被逼得无出路，可以从“后院炼钢”的情形看出。但是也即在“文革”期间全民穿蓝布袄吃大锅饭，政府以低价向农民购买粮食，也以低价配给市民，从此节衣缩食，也终为国家筹得一些资本。即由农村缴收部分，也值六千亿元。
这当然不是他个人策划。所以他写信给江青，也自叙为“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邓小平、胡耀邦与赵紫阳于1978年发动经济改革，也无通盘的打算，只说“摸石子过河”。
观察其他星球的运转，才领悟到地动。中国的全面改造，史无前例。我们只能在研读其他先进国家改造之程序，才能在比较之间，领悟到综合诸般行动的积极意义。
所以这百余年来的经历，固然或正或反，经过志士仁人的牺牲奋斗，也包含着无数匹夫匹妇的一点一滴的经营，最后才集江淮河泗之水成为汪洋。
这是一段五百年甚至一千年来未有之奇遇，中国的改造牵动了每一个家庭。像北欧传统所谓传奇（saga），何止千万起？况且当中各家各户成员，有的留居故土，有的被放逐于海外，也必比比皆是。在座诸位是否有人敢冒大险，将一种类似剖面的场合替我们勾画出来？花上五年十年的功夫，作这样的文学巨著？是否能脱离传统道德的窠臼，也不受流行的意识形态束缚？（因为此番变动，即旨在修正改造这些因素。）以今日文化界拥抱着计算机与电子通讯的热忱，是否十年之后，深入下一世纪，仍有众多的读者欣赏如此的长篇巨著？也有出版家，在每月每周经营计算之余，愿意承担发行之风险？
假使愿意接受这样的挑战，用何种作品为蓝本？即是《战争与和平》？还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或者另开门径，彻底创造？
或者用更经济的手法，虽然没有创造出来一个托尔斯泰，却诞生了三个五个莎士比亚和莫泊桑？
各位也可以说，我们用不着如此呆板。我们既已有了鲁迅、沈从文、茅盾和巴金诸人作品，已经感受到一个大风暴即将来临的征兆。当中一段又有像你这样的人率直地说出，我们或否或臧，同意不同意也就算了。还不如将之置放，直接进入现今这一段，专论跨国公司与Jet lag等切身问题之较为实际。
各位当中也可能有人说，文艺作品各随所好。你既说不顾任何标准、不落入任何窠臼，那我爱好《废都》，那你又有何凭借指斥赤裸裸的谈性爱业已过时？即是我因为留恋30年代而不能放弃张爱玲也是我自己的事。总之，文学只能随意创造，不能预制蓝图统筹经营。你说的改造关系，我看来只是一场梦寐。因此我才欣赏《霸王别姬》的剧本，又有何不可？
预期我对这一类问题无法一一执答，只能由读者的选择决定。我的讨论至此结束。只有一点我一定要坚持己见：则是今日之各种关系确已经过一段改造。因为自由选择，各随己意，即不是旧时农业社会里所常用的词汇。
1998年2月5日—14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