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博士于3月24日黄昏逝世于剑桥，享年九十四岁。《纽约时报》3月27日所登载的讣文说他自认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生前不只一次对我说过：“我的宗教观念不容许我尊奉马克思主义。”但是他确曾自认为“左派”。有一次他在剑桥演讲，他说及听众可以视他为“毛派基督徒”，或为“道家社会主义者”，各随尊便。这也就是说除了硬性教条主义之外，他甚可以翱翔出入于诸子百家各种政治思想理论之间，表示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自由主义者。
我作此文时面前堆放着李公与我来往函件，内有他近三十年致我的缄柬约四十件。长信超过三五千字，短柬只数行，他对我的影响无法言喻。假使不是他或者我未曾与他接触的话，我的半生行止很可能与现状有甚大的差别。
<h4>初识与交谊</h4>
我第一次与他接触是在1967年的夏天。我刚完成哥大一年的工作，准备秋间赴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副教授的新职，我的孩子培乐英文名杰佛逊（Jefferson）也在当年7月诞生。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长信，签名人自称他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即《中国科学与文明》）的作者，他又很谦逊地问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我们数年来出版的系列书刊否？”他从富路德教授（L.Carrington Goodrich）处得悉我的姓名住址（事前富公未曾向我提及）和所作的研究工作。写信的目的，则是探询数年之后我是否可能前往剑桥做合作者（collaborator）的工作。所属是《科技史》的卷七，针对中国社会经济背景与科技的影响。他更向我解释：他自己的研究证实中国在14个世纪之前就很有成效地将自然的知识施用于人类，满足人类的需要，胜过于欧洲。为何现代科学出现于欧洲，而不创始于中国？是否社会经济的条件，有特殊促进科技和迟滞科技的影响？
信中又说及：他需要的帮助不在一朝一夕，大概总在70年代，因为他刻下还在作《科技史》的卷四之第三部分。但是根据经验要及早绸缪。
我尚未阅及全文就向格尔呼唤着：“嘿，有人请我们到欧洲去！英国剑桥！”
我回信给他的时候即比较沉着。我知道他是左派；这对我无所忌畏，因为我年轻时从军之前也和不少左派人士交往。倒因为我自己在国军服务逾十年，不知对方如何看法，与其日后生出波折，不如开门见山立即提出。我在信中尚说及我曾毕业于美国陆军参谋大学，在旁人看来也可以算是“右派”。我又提到我的长处是能在短时间浏览大块文章，勾画其重点，但是生性鲁莽，不计细节，“极度精微之琢磨非我特长”。至于听说过《科技史》与否，则是毋庸提出的问题，我在教书的时候早已宣扬过李约瑟之大名。《科技史》中精义，譬如15、16世纪之交中西科技尚在并驾齐驱的地位，日后欧洲突飞猛进，方使中国相形见绌，又如道家则在尚未产生一个“牛顿型”的宇宙观之前，先来了一个“爱因斯坦型”的宇宙观——如此之警句也已在我的学生之前交代得明白。
我当时除了教书之外，尚在做研究明史的工作。我有总揽明代财政税收及有关明代最后一个户部尚书倪元璐的思想之论文各一篇，已经在学界宣读即将收入专书；此后两三年内，尚望将税收一部分扩展为单行书刊。所以他需要的工作最早也在三年之后，对我的环境更为合适。
我再接到李公回信之后，好像诸事定妥。他说我的习惯个性与观感都符合《科技史》的要求，我一定可以帮助他替卷七打草稿，今后我不断地收到他寄来的书刊文字。现在看来他在这段时间给我以越洋的训练，使我熟悉于他的历史观，我注意着他在写作中同情于中共之作为并非支持共产主义，而是中国的工业化采取集体行动“避免西方工业化所犯的错误”，亦即在初期存积资本时不用贩卖奴隶、虐待童工、构成贫民窟（slum）的方法行之。这一点我至今无法忘却，也已收入我的论文之内。
其实60年代后期及70年代初期，自反对越南战事到尼克松之“开放中国”，早已将西方“左”、“右”的观念重新订正。李约瑟在1950年间尚被视作叛徒，至此则被尊为有先见之明。1972年我用参加李约瑟所著《科技史》之工作请求支援时，各文化基金有求必应。国家科学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及全美学术团体联谊会（American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将我提出的预算全部批准，使我只能根据章程自动将重复一部分备案删除，自此之后再无此好运也。
所以当尼克松再次竞选，涉及水门事件，奥林匹克竞技在慕尼黑举行，发生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进入选手村绑架以色列选手时，我已实现李约瑟之五年计划，全家横渡大西洋，卜居于古色古香之剑桥。李公给我的指示则是他的书籍档案之中有无数资料涉及中国历史与科技的关系，我不妨全部翻阅一遍。他的宗旨乃是“不让一块石头不翻转”（leave no stone unturned）。这对我而言当然是绝好的读书机缘。我对他惟一的交代乃是每星期六下午陪他往剑河河畔散步，讨论读书心得。当日没有看出：如此安排日后对我著书大有裨益，远逾于我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贡献。
<h4>喜居领导地位 爱排场</h4>
然自1966年（我和他开始通讯之前一年）始，李约瑟为凯思书院（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之院长（Master）。剑桥大学的体系，本身可算国立，爱丁堡公爵为名誉校长，校本部也由国家预算开销，可是大学只主持教室演讲、统筹考试、委任教授、颁给学位文凭。其他管理事项概属此间之三十个书院。书院可算私立，各有其基金，其创建远者已数百载，近者乃本世纪产物，各悬挂其院旗院徽，个别之私人教堂更不可少，当然也各有其传统与章程，凡学生入剑大，概由书院申请录取。因此书院具有宿舍餐厅、图书室及运动场所，也维持纪律，主持个人教读。院长每周与院自治会（college council）集会一次，他享有院长官邸（Master's Lodge），不仅厅房俱全，而且有男女佣工、厨师、园丁侍候。
李公对访问者言及，他做院长担当了不少枯燥冗长的工作，也见于《纽约时报》的讣文。我想这只半系由衷之言。院长对外接待宾客，对内主持仪节宴会（凡研究员［fellows］每学期必被邀一次，一般学生三年之内最少被邀宴一次，教职员也经常饮酒聚餐，由院长以拉丁文作颂词）。李公喜居领导人地位，爱排场。他做院长期间正是全世界学生造反期间，但是他连续的被选连任，并且在法定年龄外得破例连任两次，必有他掌握着年轻人的魅力，也不能与他左派的声名无关。所以我不能想象此公对做院长全无兴趣，只是院长是一个专任之职位，十年时间确是耗用他不少可以做研究工作的精力。
我自1972年秋天和他见面后不久即称他为Master，这倒是门徒对老师之尊敬，以后也为格尔及杰佛逊沿用，垂二十年。
老实说，我初入凯思书院时觉得非常孤单，也非常畏怯。此间人士外表非常轻松随便，可是处处都有成规，又无人详细指点，故不知成规在什么地方，也不知何处的洗手间我能用，何处不能用。一方面即门房（head porter）也一身哔叽服装，须发修饰，态度文雅，大有权威模样；对面来的一位有博士学位之专家却又开领敞袖，手挽头盔，似乘机车而来，反具劳工色彩，见面时亦不知如何招呼或索性互不理睬。而且他们在大大小小会议全部人员袍服登场，这已经令人眼目昏淆，而这时期最令人害怕的还是李约瑟本人。
李公平日在院长书房工作，在二楼，我只去过一次，内中只有少数现用参考书籍。另有研究员书房二间，分别标明K-1及K-2，每间约十八英尺见方，K-1所容纳为社会科学书籍与一般参考资料，二十四史及李自己所著书也容纳在内。这一年内，K-1成了我的书房，对面K-2所置多自然科学书籍，为他的书伴鲁桂珍博士所用，桂珍这时在帮助他完成《科技史》中的医药部分，有时李公也往K-2和她对着古籍商讨。
当李博士交给我K-1的钥匙的时候，他尚没有言明，后来从桂珍处听到钥匙绝不能遗失。如果遗失学院内的一把钥匙，则整个庭院的门锁都要重换，可能花费数百镑。我的性情不能在斗室内长坐，几十分钟后必往庭院，或用洗手间，或只是闲步侧面观察旅游者。（凯思书院每日总有旅游团体一二十人一群的来观光，一望即知属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本身即是有趣的观察之对象。）也不愿来去每次锁门用钥。每在早上进室之后，即将弹簧锁上弹簧扣住，原来此亦是这种锁钥设计之妙，可以暂时废而不用。不料这也犯规矩，鲁博士告诉我，弹簧锁不能扣上，因为进时扣上，出时忘记放松，锁钥形同虚设，非此间法度。自此之后，我每一进室即把自己锁入K-1，以后再进出三五次，免不得用钥匙三五次。
这还不算，李约瑟也偶尔来K-1查考资料，我知道他手中总是挟有书籍文稿，既听得门上钥匙转动，不免跳离坐椅前往帮他开门。只是这样也犯禁忌。原来李公规矩：凡读书必集精聚神，不顾侧右。他自己既有另一钥匙，又何必我来协助？要是一见面即起身问好，家人无恙，国事如何，那又如何能在每一小时充分地利用到六十分钟？以后我从侧面观察：他和桂珍每日开始工作都很晚，不到九时半或十时不开工。一动手之后即再不放松。固然下午的茶点也很重要（我未被邀入，因为不属于他们的时间集团），但也不超过二十分钟，以后即工作至深夜。如果工作八小时，即有如机器开动持续八小时。
<h4>律己及治学皆甚严谨</h4>
再看李公检阅书籍中参考之处，更可以看到他律己至严。我们在军中操练重机关枪时，教官教我们右脚上前，左脚脚趾向左，右手手掌向外，拇指向下，左手食指打开枪梢，如此经过一段动作之分析，机关枪才能立即上手。李约瑟抽览案上书籍也保持类似的办法，手足耳目概有定处。所以他的效率至高。文中出处一查就着，两三分钟之内各卷册返回原位，他自己快步如飞，又利用书院中院长之特权践踏草地而去，俄顷已将出处用打字机打出。这样才能在做书院院长之余，尚能往各处演讲，并且著书立说。
在这期间李公平均每两年出书一巨册。他何以能如此？“不要问我，”李夫人Dorothy（她在1987年去世）说，“我也不知道他何以能如此。”李公则解说：“我不看侦探小说。”他以为看侦探小说是荒废时间之表现（至今我有机会，仍看侦探小说）。
其实李约瑟不仅以不看侦探小说而著述丰硕，他记忆力特强，又经过长久的训练。我在剑桥家里的电话号码只告诉他一次，连我自己都记不着，他已不待翻阅记录，信口而出丝毫无误。有一次他决定《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一卷之图版，就由他和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印务经理Peter Burbidge两人坐对一堆照片商量，李公当场写说明。两小时后印务经理立即携回去付印，当中再无设计者、责任编辑等人之参与。而最值得提出的乃是如此走捷径亦无差误。
我至今仍无法仿效李公做事之精密集中。看书时可能打翻咖啡，刚一查出书中页次，转身又不知出处，看到文中提及约克，当场兴起，即可能花一小时寻索当年我自己经过约克时的照片去重温旧梦，动辄就忘失眼镜置放的位置。今日如此，当年初见李博士和鲁博士时无待分说，只是感到他们全神贯注，做事用高度效率之压力，甚至担任合作者两星期后，尚后悔当初不该轻率地承当此工作。
李公所收集资料之中所有书籍，有我早闻其名的，也有我不熟悉的，此不足为奇，最有趣的是他的档案箱中未经发表的资料大部分都是私人函件，但是也有彼此对谈时的要点，而且此中有一二件写在餐馆的纸质餐巾上。可见得此公不耻下问，到处留神。大概当日汉学家和非汉学家都已询及，例如考古学家郑德坤主张找出十件重大的发明，一一考订当时社会经济之背景。翻译《汉书》之Homer Dubs则认为李约瑟之问题即已问错。“一个负问题不能产生一个正面的答案。”你既然说中国并未产生现代科技，如何能解释因故并未发生？他的想法使我想到我在上小学时，要老师证明他的无鬼论。老师即说：“既然无那又如何证明？”但是此档案箱中最生是非的，无过于魏复古（Karl Wittfogel）其人其事。
<h4>与魏复古间的是非</h4>
李公第一次看到魏著的一篇论文，确曾大加赞赏，他写信给李夫人，要她注意这是“宝贝的”（用中文写出有如precious）。以后他和魏曾见面通话，但是魏一再强调“东方之专制”，逐渐带宣传性质而脱离学术立场，引起李约瑟之反感，最后李写了一篇书评指斥魏著《东方之专制》否定事实。魏见过之后写信与李，央说意见不同，可以当面解释。李公回信称无解释之必要。想此来往文件仍存于档案箱。
我也要趁此申明：首先将亚洲诸国在经济史上混同搅在一起为马克思。他所标榜的名词为“亚细亚生产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这些国家之组织，始自大河流域，但是马克思只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辩说亚洲国家历史之发展与欧洲不同。他自己对这名词并无深度之发挥，况且他一提到土耳其、波斯（今之伊朗）和印度北部不容许私人拥有土地，即已和中国历来培植小自耕农的情形不同，也经马克思自己承认。
我和李公联名发表的一篇文章为《中国社会之特征——从技术角度辩证》（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1974年罗马和香港两处发表，将收入《中国科学技术史》之卷七），重点在中国金融经济发展迟缓萎缩。行文之要旨集中于“分配”，而不在“生产”。
至于此文内又提到中国初期的统一（秦汉）与治理黄河有关，完全不受马克思与魏复古影响，而系源于中国历史传统。若非此传统，如何又称《禹贡》和《水经》？齐桓公主持的葵丘之盟在公元前8世纪，秦始皇碣石镌碑，事在公元前3世纪，马、魏都未见及。况且二十四史里的“河川志”篇幅浩瀚，难道都要归功于魏复古或马克思？
魏复古的《东方之专制》是一部既标榜意识形态，又无法掩饰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种族成见的一本书。内称东方诸国因用水田灌溉，牵涉广泛，所以产生专制政体，但是日本又例外。俄国虽在欧洲发源，但是则属于东方专制。中国村庄里虽有乡长里长主持之自治，但是分属“叫花子之民主”（Beggars' Democracy）也未登西方民主之堂。书之结论则以斯大林代表东方专制之复活。现已有人谓我等著作因袭于魏复古，看来此等人中外书都未读过，既不知岑仲勉之《黄河变迁史》，亦茫然于何炳棣之批魏文字，只是恣意发表己见，读者不能不察。
我和李公约瑟之关系绝不能进展至日后之融洽，倘使当日我仅被禁闭于K-1，而无星期六之散步的话。李约瑟可能古怪偏僻，做事毫不容情，令人恐畏，也可能活泼天真。周六下午他已将各事处理停当，正是无事一身轻，乃三步一趋，扮演军士，至K-1向我立正敬礼，其诙谐也使我放松读书之紧张，开始闲步。通常我们从凯思后门小巷转出，过剑河之小桥，往东北宽敞之处走去，所讨论的无腹案无纲领，地北天南，无所不说，我们总是并肩而行，由他调整步伐，接近我的步伐。他有时也停下来，欣赏小径旁的花朵，拈着一枝树叶，朗诵它的拉丁文名称，赞赏它的特性。有时也讲解附近的古迹，如罗马所修古道的出处。经常我们步行约一个半钟头。有一次我们发现一棵黑莓树，停留下来，摘了一大把莓葚，后由学院内的厨师制成果酱，由我们两人对分，星期一他给我一小瓶，只不过四盎司。我们的步行则经常折转于剑桥的Senate House或是University Center喝咖啡，又谈论半小时至四十分钟，除了有两三次因特殊事故取消此节目，每周如是，我生平再未有类似经验。
这一年所讨论的最重要的无逾于中国社会之本质。李公尝称明清为封建体制，我觉得中国社会特质无法与西方比较。
“我的家里就蓄有女奴，难道中国在20世纪，还算奴隶社会。”我说。“什么是女奴，你不是说丫头？”“对，我家里前后有两个丫头，我母亲认作养女，以后让她们各凭己意出嫁，我母亲引以为荣，但是那时候要是将她们卖出，并不犯法。”（我没有言及的，则《红楼梦》所叙也可算丫环社会，至今仍为读者羡慕。）
我也说中国人之所谓贪污，并不是西方所谓corruption，后者是一个原本健全体制中的违法现象。中国在20世纪前半段乃是组织不健全，社会所具备的功能尚不能达到预期的成效。他接受了我的见解，但是认为应当创造一个名词，概括这种现象，这是我日后屡称中国“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之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