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问他说：“你是看不起带我这个小三上大街还是不屑啊？”

景和正拿着一本杂志，胡乱的翻，“你哪那么多事，我就是上班累的，想休息。”

我妈扬着头，一点一点涂抹口红，笑笑看着景和正，“上班累的啊，那你何必还要再上班呢？”

“干脆，我帮帮你吧。”

“把那些你和那些人......见不得人的东西......”

景和正的脸一下子黑透，甩了杂志砸在桌子上，“张爱喜，你够了！”

可最终景和正还是矮了身影，僵硬的挽着我妈转悠在人群里。

我妈她再不甘忍气吞声和躲闪的活，仿佛堵着气要加倍弥补回多年如鼠般藏躲逃窜痛苦的生活。

她搬进景和正和他前妻的房子里，大红的结婚证被她用玻璃实木框裱起，挂在显眼的客厅里。

她换了一应家具电器，是她亲眼看着景和正，一样一样搬回的家。

人群里，对上别人玩味看来的目光，她更是仰着头逗弄我看向景和正，她说：“玲玲，你看你和你爸长得多像啊。”

“人家都说女儿像爸爸有福气......”

依旧笑着，声音越发尖细，“哈哈，你们爷俩简直就像一个巴掌拍下来的一样！”

她笑得夸张，红唇烈火，牙白刺眼。

细密褶皱也从她眼角开始攀爬，景和正远望的余光全是她还没来得及察觉的不满和厌恶。

我那时还小，也不知世事变化极快，我总只以为我妈嫁给景和正后，我算是有了一个家。

有了一个长期稳定的爸爸。

再不会有人敢像以往那样，莫名骂我，野种，贱人生的，小女表子之类的话。

这些话从我懂事起，便常听见。

在水安县成长的多年，我妈和景和正的一切虽然从来都在努力遮掩。

可隔墙的耳从来不管距离和障眼法，她们总能从每个我妈痛苦打电话同景和正吵架的深夜，从景和正来的次数，以及我幼小时说出的天真话语，套出一个关于我妈和景和正之间，最现实的真相。

她们总会一遍一遍不厌其烦的问我：“你跟你爸姓吗？”

有人笑着抢答：“她妈哪敢啊。”

有人又问我：“你爸老婆来找过你妈吗？打不打你和你妈啊？”

也有人：“正牌老婆至今还不知道这档子事呢，不然她妈能在咱们这活得这么不要脸？”

“还敢和我们讲，她老公是经常出差......哈哈哈，笑死人了！”

这些大人的话，像是难解的谜语一样，在我年幼时让我明白了生活的复杂。

而那些同龄差别不大的小孩，却才是我那时的噩梦。

因为她们并不擅长学舌大人那些复杂的哑语，所以便捡了最直接了当的话送与我听。

她们总对我说：“你是贱人小三生的孩子，是野种，我妈不让我跟你玩。”

我那时虽不大，可也渐渐从各路人的话里懂得贱人这样难听的话，我鼓着腮帮问她们，“你们凭什么说我妈是贱人！”

“你妈才是贱人！

是野种！”

“贱贱人！”

说得急了，便有人上来推我，扯我头发。

她们总是团结，一致认为对我这种野种不需要客气。

我那时也并不是软包，扭打开始，我妈替我留的长指甲便起了作用，几道下去，指甲里便见了白皮红肉，细密的血珠渗满女孩的脸庞。

每每这时，我总可以听到更多直接，纯粹，关于骂我和我妈的话。

那些大人再也不肯装半点大人样，一个巴掌扇在我脸上，我那时还小，踉跄摔倒在沙地。

爬不起来，耳旁却轰隆隆的响个彻底。

并不能很清楚听见记住，以至于我现在并不能在此复述出那些童年时刺入骨髓的话。

我那时年幼，朦胧并不知事，虽与别人扭打，到底还是不懂，不懂为什么别人要偏偏骂我？

偏偏只指着我的鼻子说我是野种，贱人或小女表子。

我也曾委屈问过我妈：“为什么她们都喊我野种？”

我妈当时正得了牌运，在一张方桌上与麻将成了旧友。

她白皙纤细的手指上，染着鲜艳的红色指甲，一张八万丢下去，眉眼尽是得胜的笑意，哪里听得清我问去的话，只模糊回我：“啊......什么？”

我仰头看她满脸喜色，一字一句重复，问她：“妈，你为什么要把我生成野种？”

我妈满脸欢喜的笑意渐渐凝固，捏在手上正要打出去的一颗幺鸡，猛地转了方向，直直的砸在了我的头上。

“野种？”

我妈一步冲上来，狠命拽我细软的发，一字一句厉声质问我：“你以为是我要把你生成野种？”

“我愿意把你生成一个野种吗！”

我头上被麻将砸过的地方，团起一坨青乌，撕扯着疼痛，我抬眼看疯怒歇斯底里的我妈，我眼泪倔强，一颗也不肯落，她眼泪却脆弱至极，一颗一颗砸。

落在我稚嫩的脸上，滚烫焦灼。

良久，她才颤着身子，掀了牌桌。

等旁人都散去后，她也未曾同我说过一句话。

她沉默的关了门，踏过散落一地狼藉的麻将，踩在阳台上最高的地方。

她脱了那双纤细的高跟，站在阳台窗前，急风卷乱她一头酒红刺眼的发。

她在高处，低头看我一眼，一字未发，伸手从旁边阳台顶柜上摸了一个天蓝色的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