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曹魏察举之变迁 (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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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信，这一“四科”虽承自汉代，但实际实施中却已经不包括“明法”一项在内了。兹引《抱朴子·审举》中葛洪之语以为佐证：
案四科亦有明解法令之状。今在职之人，官无大小，悉不知法令……亦可令廉良之吏，皆取明律令者，试之如试经，高者随才品叙用。如此，天下必少弄法之吏、失理之狱矣。
由葛洪之语，正可见“四科”虚悬而实无“明法”之情。察举中只考察德行、经术与行政才能，却并不检验是否通于文法律令，也无传统的笺奏文案之试。虽称“四科”，实仅三项；且非分类取人，而是要求一人兼有；其中心环节，则是试经，即“贡士以经学为先”。
四、郎吏试经与学校课试
魏明帝之“贡士以经学为先”的明确意向，并不仅仅表现于孝廉察举。曹魏之时以经术培训官吏的制度，还有郎吏试经与学校课试。
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太和四年春二月诏：
世之质文，随教而变。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趣，不由典谟。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
又同书《高堂隆传》载明帝景初年间诏：
其科郎吏高才解经义者三十人，从光禄勋隆，散骑常侍苏林、博士秦静，分受四经三礼，主者具为设课试之法。夏侯胜有言：“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今学者有能究极经道，则爵禄荣宠，不期而致。可不勉哉!
以上虽为一时之制，但也可反映魏明帝对经术取士的积极态度。这与“贡士以经学为先”显然是一致的。
同时，曹魏统治者还在学校诸生的培训上作出了努力。建安八年，曹操令县满五百人置教官教授。魏文帝黄初五年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三国志·魏书·王朗传》注引《魏名臣奏》王朗奏：“学官博士〔弟子〕七千余人。”王朗太和二年卒。同书《王肃传》注引《魏略》：“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至太和、青龙中……太学诸生有千数。”一曰“七千余”，一曰“千数”，未知孰是。时人抱怨学校粗疏混乱，但其规模也反映了王朝的兴学努力。《王肃传》注引《魏略》记太学学生之考试：
又虽有精者，而台阁举格太高，加不念统其大义，而问字指墨法点注之间，百人同试，度者未十。
知太学有课试擢用之法。又《通典》卷五三《礼十三》：
魏文帝黄初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