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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题者，自然身价十倍。被品题者后来终成英彦国士，或可证明那些名士确有识鉴，但也不妨说是这种非官方的名士品题，才造就了被品题者的声誉和日后命运。
从当时体现了人物评价标准的品题风谣来看，如“五经无双许叔重”、“解经不穷戴将军”之类，着眼于经学的淹贯；“道德彬彬冯仲文”、“德行恂恂召伯春”等，则着眼于德行之清惇。这与王朝选士“经明行修”之原则，形式上尚可沟通。但王朝之所取，偏重于文官之素质；士人之所重，则在于个体人生之完成、社会士林之声誉。故仍有大量可以得名之由，与文官规范无关。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尚名节”条，称“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为苟难，遂成风俗”；而如郡吏效忠太守、让爵、报仇一类矫厉苟难之举，对王朝吏治政务并无佐助，也未必就有助于风俗教化，故赵翼文云：“故志节之士好为苟难，务欲绝出流辈，以成卓特之行，而不自知其非也!”并不加以肯定。至于“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车如鸡栖马如狗，疾恶如风朱伯厚”一类，以及“三君”、“八俊”等党人领袖之“士名”，已大有向专制权势挑战之意味。而如“黄叔度汪汪若千顷陂”，“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郭泰“恺悌玄淡，格量高俊，含宏博怒，忠粹笃诚”之类，则纯粹表达了当时士人注重人格境界的文化风尚，一种在精神生活中自由表现自我的追求，这与吏治政务，相去更远了。固然勤政爱民、公正不阿的优秀官吏，也同样会得到士林称许，但总的来说，“士名”的给予，是以知识角色为参照点的；无论学识、才智、德行、节操、风度、政绩乃至政治抗争，只要某一方面有特立卓异之表现，即有望获得“士名”。
这种非官方的士林舆论，居然深刻地影响了王朝选官；获得“士名”者，往往是州郡并辟、三府交征，趋之唯恐不及。如隐士樊英虽言行无缺然而并无异能，征至后“朝廷设坛席，犹待神明”；向栩性卓诡不伦，状如狂生，竟被征拜赵相，到官略不视文书，又拜侍中；黄宪为人“浅深莫臻其分，清浊未议其方”，被举孝廉，又辟公府。《后汉书·方术传论》范晔曰：“汉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虽弛张趣舍，时有未纯，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非所能通物方，弘时务也。及征樊英、杨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无它异。英名最高，毁最甚。李固、朱穆等以为处士纯盗虚名，无益于用，故其所以然也。”3对那些并不能“通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