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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弘时务”，“无益于用”的名士，朝廷反而“若待神明”，那么汉廷传统的“以能取人”方针，就必然受到严重挑战。
发展下去，许多士人索性三察不起、九辟不就。在士林交游得名，似乎比王朝禄位更能保证社会地位。越是不应征辟，身价越高，王朝选官过程成了士人标榜名声之机会。而把入仕称为“屈身降志”，遂成了汉末士林之习语，屡见于碑传。据《后汉书·姜肱传》注引谢承《后汉书》，顺帝手诏征隐士姜肱，有“肱抗陵云之志，养浩然之气，以朕德薄，未肯降志”之语；据《后汉书·法真传》，扶风太守征法真，有“昔鲁哀公虽为不肖，而仲尼称臣。太守虚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赞本朝”之语；据《后汉纪·灵帝纪》，黄忠劝申屠蟠应何进征，有“先生抗志弥高，所执益固，将军于是怃然失望，面有愧色，自以德薄，深用咎悔”之语。士人高自标置不肯“屈身降志”，王朝政府却须反躬自责为德薄不能致贤。较之汉高求贤诏“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汉武求贤诏“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那种居高临下的傲慢口吻，真不可同日而语!
这表明了士林舆论影响之大，以及士人独立地位之高。在这种情况下，士人既不须“试职”，亦不须“累功”，只要“坐作声价”，则官爵自来。《风俗通义·愆礼》：“南阳张伯大、邓子敬……俱去乡里，居缑氏城中，亦教授，坐养声价。伯大为议郎、益州太守；子敬辟司徒，公车征。”袁绍亦“爱士养名”“坐作声价”见《后汉书》本传。王朝选官有时便直接向名士谘议。《后汉书·符融传》记汉中晋文经、梁国黄子艾“并恃其才智，炫耀上京”，“三公所辟召者，辄以询访之，随所臧否，以为与夺”。许多郡守，索性直接聘请名士为功曹领署选事。宗资为南阳太守，以名士范滂为功曹；成缙为南阳太守，以名士岑晊为功曹；扶风太守聘名士法真，“欲以功曹相屈，光赞本朝”；汝南太守王堂以名士陈蕃为功曹，“宪章朝石，简核才职”。《太平御览》卷二六四引《会稽典录》：“魏徽字孔章，仕郡为功曹史，府君贵其名重，徽每拜谒，常跪而待之”；又引《华阳国志》：“李业字臣游，梓橦人，少执志清白，太守刘咸慕其名，召为功曹，十命不诣。”可见“以名取人”影响之深。
当时以及稍后的许多论者，已经明确意识到这一严重问题。徐《中论·谴交》：
世之衰矣，上无明天子，下无贤诸侯，君不识是非，臣不辨黑白，取士不由于乡党，考行不本于闺阈4，多助者为贤才，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