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俩之间的关系就这样保持了一种庄重的形态。实际说来，对于这两个参加辩论的人及其听众而言，此种论辩已经成了华尔兹尔学校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了。但对克尼克而言，此种压力和矛盾几乎一直未能稍减。由于身负重任和信赖，使他未辱使命，而这也证明了他的潜力和天性的健全：他完成了此种任务而未造成任何明显的伤害。然而，在内心里，他却颇为苦闷。假如他对普林涅奥怀有友情的话，那不仅是对一个聪明而又可爱、心胸宽大而又能言善辩的同学，同时也是对他这位朋友兼对手所代表的那个外在世界，因为他已由普林涅奥其人，他的言谈和举止中结识了那个世界——虽然印象仍然模糊不清：在那个所谓的“真实”世界之中，有的是慈爱的母亲和可爱的孩童，饥寒的百姓和贫苦的人家，新闻报纸和选举竞赛；每逢休假，普林涅奥都要返回那个原始而又阴险的世界之中，去看望他的父母、兄弟，以及姊妹，向他的好友表示殷勤，出席职工会议，或在高雅的俱乐部里作客；而在这些时候，约瑟则留在卡斯达里，不是漫步，就是游泳，不是拜读黑格尔的哲学著作，就是练习傅罗拜格那些微妙而又别致的遁走曲。

约瑟不但确知他自己属于卡斯达里，而且知道他好好地在过着一种卡斯达里式的生活——一种既无家室之累，但也没有种种神奇娱乐的生活，一种没有报纸，但也没有贫穷和饥寒之苦的生活——虽然，普林涅奥曾经因此而连连指责英才学子所过的是懒虫生活，但直到现在为止，他自己既没有受过饥寒之苦，也没有自食其力啊！非也，普林涅奥的世界既非好些，亦不健全。但它存在那里，不仅存在，并且，正如约瑟从历史上读到的一样，它不仅一直存在着，而且跟今日的情况并无二致。许多国家从未有过别的模样，从未有过英才学校和教学区域，从未有过教会组织、学科导师，乃至玻璃珠游戏。地球上的人类大都过着一种较为纯朴，较为原始，较为危险，较为混乱，没有庇护的生活，与卡斯达里的生活全不一样。而这种原始的世界为每一个人的心中所固有；每一个人都可在他的内心深处感觉到它，都对它有些好奇，都对它有些怀念，都与它有些共鸣。真正的功课是对它公正不阿，是在自己的心中为它保留一席之地，但仍不是复归其中。因为，与它平行且凌驾其上的，是第二个世界，是卡斯达里世界，是心灵世界——较有秩序，较为安全，但仍须不断监督和研究的人为世界。要为教会组织服务，而不亏待另一个世界，且不以某种隐约的欲念或怀念目之，加以轻视，更是不可——非有此种允当的正道不可。因为，卡斯达里这个小世界，难道没有为那个大世界出力么？难道没有为它提供教师、书籍、方法么？难道没有扮演守护人的角色、以保持它的智能和德行的纯净么？卡斯达里一向是献身心灵和真理之人的训练场地和庇护之所。那么，这两个世界为什么不能兄友弟恭，并行不悖，并且打成一片呢？一个人为什么不能在他心里使此二者结为一体呢？

难得来访一次的音乐导师，终于在约瑟因为被他的任务弄得筋疲力尽而面临一种难保平衡的时期来了一次。这位导师从这个孩子的一些暗示中诊断了他的状态；他从约瑟那种绷紧的面容，勉强的神色，略显紧张的动作中看出了他的近况。他向他问了几个探测性的问题，所得的结果只是愁眉苦脸和沉默寡言，因而也就没再多问。在十分焦急的情况之下，他把这孩子带到一间练琴室中，借口要将音乐学上一个小小的发现告诉他。他叫他将翼琴取出，把音调好，然后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为他讲述奏鸣曲式的起源，直到这位青年稍稍忘了他的焦虑而显得稍稍屈从，而开始用心谛听，乃至放松心情，而对导师的言词和演奏生起感激之情。这位音乐导师非常耐心地用了必要的时间，才将约瑟导入一种可以接纳忠言的状态。而当他达到这个目标之时，并使讲述告一段落，且以演奏盖布瑞里的一支奏鸣曲作结之后，终于立起身来，开始在这间小小的练琴室中来回踱步，并说了如下的一则故事——

“距今许多年前，我曾一度对这支奏鸣曲着迷。那是我奉令担任教席以及其后升任音乐导师之职以前的事，正是我从事自由研究的期间，当时我雄心勃勃，要从一个新的观点写一部有关奏鸣曲的发展史；但自此以后，有好一阵子，我不再有任何程度的进步。于是我开始逐渐怀疑，这些音乐与历史的研究有无任何价值？它们是否真比懒散之人所做的那种无益游戏更好一些？它们是否只是冒充真实生活的一种贫弱的美学代替品？简而言之，我必须突破一个危机，因为，在这危机之中，所有一切的研究工作，所有一切的求知努力，被我们指为心灵生活的一切，悉皆因为显得可疑而失去了价值，乃至使得我们情不自禁地羡慕起每一个扶犁耕作的农夫，进入夜幕的每一对情侣，在树丛鸣啭的每一只小鸟，在夏日枝头高唱的每一只知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似乎都比我们活得更自然，更实在，乃至更快乐。当然，我们对他们的苦恼毫无所知，对于他们所遭遇的那些艰难、困苦，以及危险因素完全不晓。简而言之，我差不多完全失去了我的平衡。那绝不是一种轻松自在的状态；实在说来，那真是一种非常难受的苦境。我想出了许多荒唐的逃避计划去争取我的自由。譬如，我想像我是一个进入俗世的巡回乐师，在新婚的喜宴之中为人家演奏舞曲。倘有一位募兵军官不远千里而来，就像人们传说的一样，请我穿上军服，跟着任何军队开赴任何战场，我都会毫不踌躇。而事情愈来愈糟，这是心情如此抑郁的人们常常遭遇的情况。我对我自己完全失去了掌握，以致不再能够独力对付自己的烦恼而不得不求人帮助。”

他稍稍停顿了一下，轻轻咳了一声，然后继续说道：“当然，我有一位指导老师，这是学校规定的办法，因此不用说，我有问题向他请教，不但合理，而且应该。可是，约瑟，实际说来，正当我们碰到困难、偏离常轨而极需指正之际，正是我们最不情愿返回常轨寻求正当改进办法之时。我这位指导老师对我的学季报告颇不满意；他曾向我指出严重的缺点；但我因为自以为已经有了新的发现，故而对于他的指责颇为不悦。简言之，我不想去请教他；我既不愿向他低声下气，更不愿意承认他是对的。并且，我也不想向我的朋友吐露真情。不过，附近有位怪人，人皆称其为‘瑜伽行者’（the Yogi）而不名，是位梵文学者，我对他的认识，也只是曾经目睹其人和耳闻其事而已。一天，在我心境坏得实在难以忍受之际，我情不自禁地前去拜访此人，虽然，对于他的离群索居与怪异行径，我曾加以嘲笑而又暗自敬慕。我走到他的斗室，想跟他谈谈，但发现他在静坐；他采取印度教的正规坐姿，显出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他脸上露着一丝隐约的微笑，好似卓尔不群。我无可奈何，只好站在门口，等他从甚深的定境出来。我等了好久一段时间，约有一两个钟头之久，最后，因为站得很累了，就顺势蹲下身去，在那里背墙而坐，继续等待。末了，我终于见他缓缓醒来了；他微微转动头部，伸伸臂膀，慢慢放开盘着的腿脚，而在他正要起立时一眼瞥见了我。

“‘有何贵干？’他问。

“我站起身来不假思索地说道：‘是安德鲁·盖布瑞里的奏鸣曲。’真是不知我在说些什么。

“这时他立起身来了，要我坐在他那把唯一的椅子上，而他自己则侧身栖息在那张桌子的边沿上面。‘盖布瑞里？’他说，‘他的奏鸣曲对你怎样了？’

“我开始向他陈述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并将我所陷入的困境供了出来。他查问我的生活背景，详确得似乎有些卖弄。他要知道我研究盖布瑞里及其奏鸣曲的情形，问我每天早上几时起床，读书多久，练习多少，几点用餐，乃至何时就寝。我不得不对他吐露实情，事实上我已将我自己完全交给他了，因此我也就只好忍受他的盘问，但他弄得我颇为难堪；他探测种种细枝末节，愈来愈为残忍，乃至迫使我将过去数周数日以来的整个知识和道德生活做了一番自我的剖析。

“然后，这个瑜伽行者忽而默然不语，而当我面露迷惘之色时，他便耸耸肩头说道：‘难道你自己还看不出错在哪里吗？’我真是无法看出错在哪里。于是他将从我问出的每一件事情一五一十地重述了一遍。他追述了我最初现出疲乏、厌倦，以及知识停滞的征象之后，接着向我表示，这种情形，只有过分埋首于功课的人才会发生，并说，积极恢复我的自制之力，并借外援重振我的精神，此正其时。据他指出，我既贸然中断经常打坐的习惯，那么，至少该在最初的恶果一经出现时马上就会体验到毛病出在哪里而立即恢复打坐的修持。他说得一点不错。我打坐的事情已经荒废了很久一段时间，理由很多，不是没有时间，就是精神不济，不是事情太忙，就是心绪过于散乱，再不然就是对我的研究工作太感兴奋。尤甚于此的是，我继续不断地犯此疏忽之过，竟随着时间的进展而忘得一干二净，乃至完全不知不觉。即使到了如今，每当我感到绝望而至近乎搁浅的时候，仍然须借某个旁观者提醒我这件事情。实际说来，我费了好大一番手脚，才能挣脱这种懵懂状态。我得恢复锻炼的常规和静坐的入门功课，才能逐渐从头学习自制和沉思的法门。”

说到此处，这位音乐导师顿住他在室内的踱步，喘了一口气继续说道：“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直到今天，我仍然有些羞于说起。然而，约瑟，事实却是，我们要求自己愈多，或者，在某种时间之内，事情要求我们愈多，我们愈要借助静坐，作为一种养精蓄锐的源泉，作为一种不断更新心智与灵魂的和弦。并且——关于这一点，但愿我能为你再举几个例子——一件事情愈是热切地需要我们的精神——时而使我们兴奋得意，时而使我们疲乏抑郁——我们愈是容易忽略这股源泉，就像在某种求知的工作将我们吸开之时最易忘记照顾我们的身体一样。世界史上的真正伟人，若非熟知打坐的妙诀，就是在不知不觉中摸到打坐的窍门。其他的一些人，甚至是精力过人而才气纵横的人，到头来之所以遭遇失败的命运，就在于完全被他们的工作或野心所左右，以致丧失了解除眼前束缚而达成目标的能力。好了，所有这些，你都是知道的了；不用说，这在开始练习的时候就已说过了。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多么真实！多么确切！只有曾经走火入魔而误入歧途的人才会明白。”

这个故事已对约瑟有了足够的效用，使他体会到他自己所冒的危险，因而重新认真地练习静坐。真正使他铭感不忘的一个事实，是这位导师破天荒头一次向他透露了他的个人生活、他的青年时代，以及早期研究时期之中的一些事情。因为，这使约瑟有生以来第一次充分体会到，即使是像导师这样的一位神人，也曾有过稚嫩的时期，也曾有过犯错的时候。此外，他也觉得应该感激的，是这位令人敬重的导师对他所示的信赖，乃至向他吐露了这样的秘密。一个误入歧途，灰心丧志，屡屡犯错，违反规则的人，不但仍可对付所有这些困难，重新回到自己的正路，甚至后来还能成为一位导师。约瑟克服了此种危机。

在华尔兹尔两三年间，在普林涅奥与约瑟的友谊持续不断之时，校方对于这两个朋友的相争场面始终保持观剧的态度，上自校长，下至最小的新生，每一个人至少都在这出戏里扮演了某种角色。这两个世界，这两种原则，都在克尼克与戴山诺利两人身上具体表现了出来；他俩互相激励；每一次的辩论都成了一种富于庄严和象征色彩的竞争，都是全校每一个人所关切的事项。普林涅奥，每次放假回家，与故乡的泥土接触之后，都带回新的精神；而约瑟亦然，每逢避静冥想，每读一本新书，每作静坐修习，每与音乐导师聚晤一次之后，也都有了新的力量，使他自己更能适于扮演卡斯达里的代表兼辩护之人。他幼时已曾体验到初次感召的滋味，如今他又在体验第二次了。这些年来的锻炼已经将他铸造而成一个十足的卡斯达里人了。

并且，在此之前不久，他也修完了玻璃珠戏的基础课程，甚至还在那段时间的假日，在一位珠戏指导人的照顾之下，开始拟出他自己的珠戏草案。如今，他已在这种活动中发现到一个有趣而又轻松、旺盛的泉源。自从与卡洛·费罗蒙蒂永无餍足地练习翼琴和钢琴以来，从来没有任何事情像刚刚踏入珠戏星空一样使他感到如此美妙，如此新鲜、有力，如此自信，如此笃定，如此开心。

就在这些年间，年轻时代的约瑟·克尼克写了一些诗篇，在费罗蒙蒂的手抄本中保存下来。可能的情形是，原有的作品比传到我们手中的为多，因此，我们可以假定，这些诗篇——最早的作品早于克尼克初入珠戏之门之前的某个时候——不但曾经帮助他演好他所扮演的角色，同时还协助他渡过那些危机年代的许多考验。这些诗有的写得颇见功力，有的只是匆匆草成的急就章，但每一位读者都可从中窥出克尼克在普林涅奥的影响之下所曾遭遇的重大激变与危机。有不少行诗发出一种音调，显示他曾有过重大的混乱，对他自己以及人生的意义发生根本的怀疑——直到他写那首题名“玻璃珠戏”的诗，似乎才得到信心而有所依归。顺便在此一提的是，其中含有一些对普林涅奥那个世界略作让步的痕迹，与反对卡斯达里某些不成文规定的要素，在于一个纯然的事实：他不但写了这些诗，有时甚至还向几位同学出示。为什么？因为，大体而言，卡斯达里弃绝艺术作品的展示（即连音乐的演出也只有以严格的乐式组合练习才被容许），作诗是被视为极不合理，非常荒谬，故而严格禁止的事情。因此，这些诗可以说什么都是，但绝不是一种游戏；什么都是，但绝不是一种闲逸的书法娱乐。激起此种创作之流，必得承受颇高的压力，而写出这些诗句，更是非有一种挑战的勇气不可。

亦应在此一提的是，同样的，普林涅奥·戴山诺利在他的对手影响之下，也有了相当的改变和发展。这可从他不时改善辩论方法上窥见一斑。普林涅奥在与约瑟互相激励的这几年间，眼见他的对手逐渐成长而成一个典型的卡斯达里人。他这位朋友所扮演的角色，在他眼中愈来愈强，生动而又具体地表现了这个学区的精神。正如他本人曾以他自身世界的那种大气的动荡感染过约瑟一样，他自己也曾因了吸入卡斯达里的气息而拜倒在它的魅力之下。在他在校的最后一年，以出家生活的理想与危险为题，在玻璃珠戏最高当局的面前做了为时两个钟头的论战之后，普林涅奥拉了约瑟外出散步，向他做了一次告白。

下面所引，出自费罗蒙蒂的一封书信——

“约瑟，不用说，我当然早就晓得你不是轻信于人的珠戏能手兼演技出色的卡斯达里圣徒了。在这种论战中，我们两人各有一个明显的立足点，可能也都知道辩论的对方不但亦有存在的权利，而且亦有不可否定的价值。你站在热切培养性灵的一边，我站在自然生活的一面。你已在我们论战中学会了追踪生活的危险并以之作为你的把柄而加以攻击的诀窍。你的职务在于指出，缺乏心智锻炼的自然生活，如何会变成一种陷入的泥坑而使兽性复现；而我的任务则是必须一再提醒你们，纯以心智为基础的生活是多么冒险，多么危险，乃至终无所获。好，我们各自为我们所信为根本的东西辩护：你为心智申辩，而我则为自然申诉。但请不以为侮的是，我有时似乎觉得你真是天真地将我视为你们卡斯达里原则的一个对头：一个真的将你们的研究、修炼，以及游戏视为一种纯粹蠢事的家伙——尽管因了某种理由他也偶然涉足其中。我的朋友，如果你真的认为如此，那就错了。我愿坦白对你说，我对你的圣秩制度也很着迷，往往将它当做快乐的本身加以追求。不瞒你说，几个月前，在我回家与父母小住期间，我曾向家父述及此点，结果得到他的允许：毕业后可以继续留在卡斯达里并为进入教会组织而准备——到时候假如我仍然如此向往和决定的话。他终于同意了，令我非常高兴。事情演变的结果，我决定不利用他的允许；这是最近才明白的事情。这倒不是我对此事失去了兴趣，绝对不是。只是我愈来愈明白到，继续留在你们当中，对我而言，无异是一种逃避。那也许是一种很好的逃避，或许是一种高尚的逃避，你不论怎么说，仍是一种逃避。因此，我要回去做一个外界人，但这个外界人不仅对你们的卡斯达里永怀感激之情，而且要练习你们的许多修持方法，并且每年还要参加伟大的珠戏庆祝活动。”

克尼克深为感动地将普林涅奥的自白告诉了他的朋友费罗蒙蒂，而后者则亲自在上面所引的信中接着说道：

“普林涅奥，我对他的看法一向不太公正，但他的这份告白，在我这个乐人看来，好似一种音乐上的体验。俗世与心灵之间的反衬，或普林涅奥与约瑟之间的对比，从两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原理，在我的面前转化而成一种双重的协奏。”

普林涅奥在即将结束为期四年的学业而准备重返家园时，将他父亲邀约约瑟·克尼克到他家中跟他度假的邀请函呈请校长定夺。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提议。出外旅行来到学区外面逗留之事，并非不曾有过，但主要目的在于从事研究工作。此类情形虽然并非十分稀有，但大都是特殊例外，一般而言，只有年纪较长且较老练的研究人员始可获准，年纪幼小且仍在学的学生，则从无前例可援。但因此项邀请出于一位颇受尊重的家族，齐宾敦校长不便以他自己的名义拒绝，于是将来函转呈教育委员会卓裁，结果得到一个简明的复示：“不准。”如此，这两个朋友只好互道珍重了。

“待些时我们再尽力邀请，”普林涅奥说道，“这件事迟早总会办成的。你总有一天要来看看我们的家庭，见见我们的家人，到时候你就会明白我们并不是财迷心窍的人渣。我会非常想念你的。还有，约瑟，你要相信你将会在你们这个复杂的卡斯达里迅速蹿升上去。不用说，你很适于做教会组织的成员，并且，在我看来，领袖群伦比位居基层的可能要大得多——尽管你的姓氏含意正好相反。我预祝你有远大的前程；要不了多久你就会当上导师而跻身风云人物之间。”

约瑟向他瞥了一眼，显得有些黯然神伤。

“尽管去取笑我吧，”他带着离别的愁绪挣扎着说道，“我才不像你那么野心勃勃，等到我弄得一官半职，你早就当上总统、市长、大学教授或国会议员了。普林涅奥，希望你不要忘了我们，不要忘了卡斯达里，不要完全忘了我们而把我们当成素昧平生的路人。毕竟，外面总要有几个了解卡斯达里的人而不只是嘲笑我们的人才好。”

他俩彼此握手，于是，普林涅奥告辞了。

克尼克在华尔兹尔继续读完最后一个学年，依旧过着韬光养晦的生活。作为一个抛头露面的风头人物，他所担当的那个重任，至此忽然告一段落。卡斯达里既然不再需人为它辩护了，他就将他的余暇投注在玻璃珠戏上面，而它亦愈来愈能引他入胜。在此时期匆匆笔述的一本杂记簿中，有一篇阐述玻璃珠戏意义与学理的文章，其开头的第一句有云：“由物质与心灵两者合成的整体生命是一种动力现象，在这当中，玻璃珠戏基本上只能理会美学的一面，而其所以如此的原因，主要在于作为一种具有韵律作用的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