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此之时，约瑟·克尼克的年纪是24岁的样子。既已从华尔兹尔毕业了，他的学校时代也就过去，而他的自由研究年代也就展开了。除开在艾萧尔兹所过的平静童年之外，这几年也许就是他一生中最宁静、最写意的岁月了。毕竟说来，对于一个初离学校约束而向无限心智世界历险的青年而言，总会遇上一些微妙而又动心的美好事物的。直到此时为止，他还不曾见他的任何幻境消逝，对于他自己做无限奉献的能力或其广阔无垠的思想领域，均皆毫无疑虑。

尤其是，对于像约瑟·克尼克那样有天赋、受了某种长才的驱使而投注于某种专业科目上面，但其天性倾向于统整、综合，以及普及的青年而言，此种自由的春潮往往是一种热切快活和近乎沉醉的时期。假如没有英才学校的训练操守，没有静坐冥想的心理卫生，没有教育委员会的仁慈监督在先，此种自由不但会危及到这样的天性，甚至还会成为许多人的一种无妄之灾，就像在我们卡斯达里现行教育模式建立之前几个世纪发生在无数天才青年身上一样。那时的大专院校里可说到处都是富有浮士德精神的青年，他们乘风破浪，扬帆于学术自由的公海之上，而横冲直撞的结果，碰上了漫无节制的玩票沙洲而搁浅。就实质而言，浮士德本人就是此种堂皇玩票及其悲剧下场的原型。

在卡斯达里，就实而言，学生的知识自由，比之此前若干世纪的一般大学，要大上不知多少倍，此盖由于这里的研究资料和研究机会，要多很多。尤其重要的是，在卡斯达里从事研究工作，既不会有物质上的顾虑，也不会受到野心、胆量、家境、生计与事业情况等类的限制或影响。在学区辖下的各学院、研究室、图书室，以及实验室中，每一个学生，不论家系和现状如何，悉皆完全平等。这个圣秩组织只按学生的心理和性格特性分级。从另一方面来说，使得俗世大学很多有才能的学生屈服的那类自由、诱惑，以及危险，在卡斯达里是不存在的。这倒不是说卡斯达里没有危险、痛苦，以及困惑——人类生活中怎能完全没有这些因素？而是说，至少是某些使人越轨、令人绝望乃至陷入于不幸之境的情况，都被排除了。卡斯达里的学生既无变成醉鬼的危险，也不会把青春年华浪费在秘密结社的愚蠢行为或空吹大牛上面，那是数代以前的学生常做的糊涂傻事。此外，他既不致发现他的学位是一种误取，更不致感到他的预备教育有了无可弥补的破绽。卡斯达里的处事条理使他防范这样的错误。

为了女人而浪费生命或沉醉于某些运动之中这样的危险，也减少到了最低限度。就以女人而言，卡斯达里的学生，既不会因为受到诱惑而落入婚姻的陷阱，也不致像从前的学生一样为了假装正经而不得不强制禁欲，或被迫转向多少有些卖笑性质的懒散女人求欢。卡斯达里既然没有婚姻制度，爱情也就不受婚姻道德的约束了。由于卡斯达里人既无金钱，又无财产可言，故而也就无力购买爱情了。境内民女习惯上都不早婚，因而，在婚前都将区内学生和学者视为特别理想的意中人。这些青年人，就其本身而言，对于家庭和财产都没有兴趣，对于心智和情感至少都能给予同等的重视，并且，通常都富于想象力和幽默感，因此，既然手头不便，故而也就不得不比一般人更须以身相报了。在卡斯达里，一个学生的女友，不会问她自己：他愿意娶我为妻么？她知道他不会愿意。实际说来，这种事可说时有所闻；英才学生因了婚姻而还俗，而放弃卡斯达里和教会组织成员的身份，可说已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但在这些学校和圣秩组织的整个历史中，此种稀有的背教事件，只不过是难得一见的奇事而已。

英才学生自预备学校毕业之后，不但即可享受真正高度的自由，而且还可自行决定求知与研究的范围。除非学生一开始就由他的才能和兴趣自动决定他的方向，否则的话，他所受的唯一限制，就是每个学期提出一份研究计划，而主持其事的当局者对于此项计划的执行，亦只是以非常温和的方式从旁督导而已。对于多才多艺的青年——而克尼克正是其中的一个——他获得如此广阔的活动余地，不但令人向往不已，而且可以说是一种延续不断的快乐源泉。当局容许这些学生享有近乎天堂似的自由——只要他们不流为纯然的懒散就行。他们既可涉足各式各样的知识境域，抓住种种不同的学科，同时爱上七八种科目，亦可一开始就使自己限于某种偏窄的项目。除了遵守适用于整个学区和教会组织的共通道德规条，每年提出一份记录——记下当年所听过的演讲、所读过的书籍，以及在各个研究所所做的研究工作之外，没有别的义务要尽。只有参加技术性的课程和研习——包括玻璃珠戏和音乐讲习——才有比较严密的成绩考核，并依照研习主任的要求撰写论文或做作业，但这也是必须做的事情。不过，这些课程皆系自由选修，并非非修不可。如果他高兴，他不妨一连几个学期或一连几个学年，只是运用图书馆和参加听讲而不交任何作业。有些学生拖了很久一段时间才选定一个专修的研究科目，以致延搁了进入教会组织的时限，但当局者极有耐心，不但允许，甚至还鼓励他们去探测一切可能的研究项目和类型。只要德行良好，除了每年写一份“行传”之外，当局对他们别无要求。

我们如今之所以能有克尼克在此自由研究年代所写的三篇“行传”可读，就靠这种古老而颇受嘲讽的习俗。由此可见，这些作品既不是一种出乎至情的非官方文章，更不是一种多少含些隐私的纯粹文学作品——例如他在华尔兹尔时期所写的那些诗篇——而是一种平常的正规作业。这种习俗早在学区成立初期就已兴起了，其目的在于要求尚未获准进入教育组织的年轻学子，按时撰写一种名为“行传”的特别随笔或文体习作。那是一种虚拟的自传，由作者选择过去任何一个时期作为它的背景。这种学生作业的写法，是要作者设身处地地使他自己回转到从前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化与学术环境之中，并想象他自己在那个时代度过一种适宜的生活。以时代和时尚为准来说，帝制时代的罗马帝国、17世纪时的法兰西、15世纪时的意大利、斐克里斯时代的雅典，或莫扎特时代的奥地利等，都是学生最喜设想的历史时期。已在专攻语言的学生之间成为习惯的做法，是运用他们最擅长的那个国家的语言和那时代的作风撰写他们想像的传记。因此，在若干颇为高明的“行传”中，就有以12世纪前后的教廷文体，有以修道院运用的拉丁文，有以“古代传奇集”（centoNoveue Antiche）中所用的意大利文、蒙田所用的法文，以及马丁·欧匹兹所用的奇异德文写成的传记。

古代亚洲天神下凡与灵魂转生之说的遗迹，就在这种谐趣而又颇富弹性的文体之中残存了下来。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都熟知这样的观念：在他们的今生今世之前，可以有过前生前世——可能曾在以前的肉体中，在以前的时代中，在以前的情况之下生活过。当然，严格地说，他们并不信奉此种学说；这个观念的里面并无任何教条的成分。那只是磨炼想像官能，设想自身处于种种不同情况和环境之中的一种练习，一种游戏而已。此盖由于写作这样一种传记，就像研究文体和玩珠戏一样，可对过去种种文化、种种时代，以及种种国度，做一次谨慎而又小心的透视。他们学着将他们的本身视为面具，视为永恒实体的一种无常外衣。写作此种传记的风习，不但有其引人入胜的地方，而且亦有许多实际的好处，否则的话，也许就没有这种历久不衰的劲头了。顺便一提的是，有不少学生，不仅多少有些相信转生之说，而且还相信他们自己杜撰的那些传记真实不虚。由此可见，这些想像而成的前生前世，大多并不止是文体的习作和历史的研究而已，同时也是意愿的造物和随意的自描。作者将他们自己铸成他们渴慕的人物了；他们将自己的梦境和理想描绘出来了。从教育的观点来看，写作这种传记的主意，也还不恶。它们为青年的创作冲动提供了合法的发泄管道。若干代以来，严肃的创作性作品虽因受到蹙额的待遇而为学术研究和玻璃珠戏所取代，但年轻人的艺术创作并未因此受到压服。它在这些往往被炼成短篇小说的传记中找到了一种安全的表现手段。尤甚于此的是，有些作者在写此种传记的当儿向自觉的国度跨进了一步。

又，学生们往往利用写作此种自传的机会，对当前的俗世和卡斯达里作指责性相革命性的发泄。对于此类攻击，老师们通常都以体谅的慈爱视之。此外，在学生们享受最大自由而不受严密监督的时期，这些传记对于老师了解学生的言行也极有裨益；它们对于作者的智德或品学往往提供极其明白的揭示。

约瑟·克尼克所写三篇这样的传记，已被保存了下来，我们打算将全文照录于本书之末，也许是本书最为珍贵的部分了。他是否只是写了这三篇，或是否另有散佚，可资揣摩的地方很多。我们可以确知的一点只是，克尼克交了他的第三篇作业“印度生活”之后，教育委员会秘书曾有指示说，如果再写任何传记作品的话，他不但应该以接近现代的历史时代为背景，而且要多多旁征博引，尤应注意历史的细节。我们从轶闻与函牍之中获知，其后他曾着手为一篇以18世纪为背景的传记下过一番初步的研究工夫。他让他自己扮演一位斯华比亚地方的牧师，后来背离教会而投向音乐，他曾当过约翰·亚伯瑞克·班吉尔的弟子，做过伊鼎革的朋友，且曾在辛善道夫的莫拉维亚兄弟教派的会众中作过来宾。我们知道，他曾阅读并笔录大量古老而且往往过时的相关书籍，其中既有谈论教堂组织、虔信教徒，以及辛善道夫的文章，亦有讨论那个时期的祷文和教堂音乐的著述。此外，我们还知道他曾迷上灵能派主教伊鼎革，曾对班吉尔导师有过真正的敬爱之情；他曾不厌其烦地请人从班吉尔的肖像摄制一张相片，安置在他的书桌上面。并且，他曾尝试将他对辛善道夫好恶相克的地方做过一番诚实的描述。但到最后，他因以已习的东西为满足而放弃了这个计划。他说他已失却写作传记的兴味了。因为，弄到这些材料之后，不但要从太多的角度去研究其中的主角，还要聚集太多的细节加以描绘。由这些陈述看来，我们与其将他完成的这三篇传记视为一位学者的著述，不如看作一种诗情的产物，比较适当。我们这样说，相信对它们并无任何不公之处。

克尼克除了已经享有随意自选研究科目的自由之外，如今终于又得了另一种不同的自由与轻松。毕竟，他一向就是一个跟其他学生不一样的学生；他不仅曾经受过严格训练，做过精确的课业，有过老师的小心督导和审察——总而言之，有过严格的学校教育，而且，除了所有这一切之外，由于他与普林涅奥的特殊关系而担负过重大的责任，这种压力固然曾经激发了他的最大潜能，但也大大地消耗他的精力。他在扮演卡斯达里公共辩护人这个角色时，曾经负起确非他那种年龄和能力所堪负荷的责任。他曾冒过严重的危险，而其所以获得成功，亦只是运用他那过人的意志和才能。实在说来，如果不是音乐导师从旁大力协助的话，他就不能将他所负的任务贯彻始终。

克尼克在华尔兹尔度过那几年非比寻常的岁月之后，我们发现他——一个刚刚24岁的青年——不但比他的实际年龄早熟了一些，而且还显得有些紧张或疲劳过度的样子，但令人颇为讶异的是，却没有可见的损伤迹象。不过，显而易见的是，他的整个活力，已被榨到完全干枯的程度，关于此点，我们虽无直接的文献可资证明，但从他运用他曾深切渴望、但好不容易得到的最初几年的自由时光看来，仍然不难看出一些蛛丝马迹。在学校最后几年期间立于那样一种显眼的地位之后，他立即而且毫无保留地自大众的眼前引退了。一点不错，我们只要将他那时的行迹查看一下，就会得着这样一种印象：如果事实可能的话，他早就使他自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似乎没有任何环境和社会对他能有足够的体谅，似乎没有任何生活方式对他能有足够的隐蔽。例如，他对戴山诺利的几封冗长而又恼怒的来信，起初还作潦草而又勉强的答复，而后竟完全相应不理了。克尼克这位著名学生，完全消失了，人们再也找不到他的踪迹了；但在华尔兹尔，他的名声不但继续传扬着，而且后来竟成了一种令人神往的传说。

在自由研究年代展开之初，他曾为了上述原因而避开华尔兹尔。这意味着他曾暂时回避大学与研究所的珠戏课程。从浅处看来，他曾特意忽视珠戏的课程，但我们知道的情形正好相反，他这种看似完全任性而又脱轨，并且完全出乎常情的做法，不仅曾受珠戏的影响，而且还因此使他回向珠戏并为珠戏献身。关于此点，我们打算稍加详述，因为他的这种特性非常显著。约瑟·克尼克以如此奇怪而又极其特异的方式运用他的研究自由，显示出他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天才青年。在华尔兹尔求学的那几年间，他不但曾像往常一样修习了珠戏入门，同时也参加了它的复习课程，并且还在最后一年中在他的朋友间赢得优秀选手的赞誉。而且，当时他还对这种戏中之戏产生了十分浓烈的兴趣，以致在修完另一份课程而在尚未离校之前获准参加为第二阶段选手而开的一门课程，这在当时实在是一种非常稀有的殊遇。

数年之后，他在一封信中对后来作他助手的朋友佛瑞滋·德古拉略斯（在校时曾与他一起参加珠戏复习课程）叙述一个经验，这个经验不但决定了他当珠戏能手的命运，而且还对他的研究课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封信至今仍在，其中有云：

“且让我向你重叙一段往事，那时我们两个，被分配在同一个小组，都等不及地拟出我们第一份珠戏草案。

你还记得那是哪一天和哪一局吧？我们的组长给了我们种种不同的建议，并提出各式各样的主题要我们加以抉择。我们刚刚学到那种微妙的转变，从天文学、数理学，以及物理学，转到语言学和历史学，而我们这位组长是位行家，善于使像我们这样的性急初学者落入陷阱之中，并诱使我们踏上不通的抽象理念和类比的薄冰。他往往从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里弄些哄人的玩意，悄悄放进我们手中，而后眼看着我们奋力去抓它们，而以我们苦抓不着为乐。我们计数希腊文的音量，数得我们力尽神疲，只觉得我们脚下的地板犹如被人抽去一般，而他这时却突然出现，使我们明白重音分节，而不是音量分节的可能性，乃至必然性，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实在说来，他的工作做得非常精彩，十分适当，只是我不喜欢他那样的神情。他给我们指引不实的路径，诱使我们去作错误的揣摩。他这样做自然带些善意，好使我们熟知危险的所在，但也含有一些捉弄的成分，因看我们如此愚笨而在我们这些狂热的戏迷身上注入浓重的怀疑精神。话虽如此，但在他的指导之下，在他所上的一次繁复的手法实验课程之中——我们都胆怯而笨拙地尝试车疑一个半生不熟的游戏难题——结果我却豁然顿悟了我们珠戏的意义和伟大，而使我的整个身心受到了彻骨彻髓的震动。当时我们在从语言学史中挑出一个难题，似乎要仔细检讨其中的光荣顶峰时期；我们只用几分钟的时间就检视了经过若干世纪才踏成的路径。而在这个当中，我突然感悟到一种幻无常性的景象：历经多代始克建立的这样一种复杂、古老，而又可敬的有机组织，就在我们眼前达到它的最高顶点时，其中因已寓有衰朽的腐菌而使整个理路明白的建筑开始衰颓、退化，而摇摇欲坠。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使我感到喜悦而又惊异的思绪忽然掠过我的心头：那种语言虽有衰败和死亡，但并未因此丧失；它的生长、成熟，乃至败落，不但仍然保存在我们的记忆之中，不但仍可在我们对它的认识及其历史里面生存下来，而且随时都会以学术符号和公式乃至玻璃珠戏的奥妙法则得到重建。我由此顿然了悟，就语言而言，或者，就玻璃珠戏的精神而言，实际上每一样东西莫不皆有充分的意义；每一个符号，以及符号与符号的结合，既不走到这里和那里，也不挑拣标本、实验，以及证明，而只是进入这个世界的中心，它那神秘莫测的最内心脏，进入根本的认知之中。一支奏鸣曲调中的每一个长短变化，一个神话或宗教崇拜中的每一种改变，每一种古典的或艺术的构成，我们在灵光一闪的刹那之间领悟，就像以真正的三昧慧眼亲见的一样，都是直通宇宙内部奥秘的捷径，而真正的神性，就在呼吸，天地，以及阴阳交替的当中，得到永恒不断的造就。

“不用说，那时我已参加了多次构想与执行俱佳的玻璃珠戏。谛听此种游戏所能提供的见地，往往使我得意扬扬而大喜过望；但直到那时为止，我对珠戏的真正价值和要义仍然不时抱着存疑的态度。毕竟，每次干净利落地解决一个数学难题，都可得到知性上的乐趣；每听一支，尤其是每奏一支优美的音乐，都可提高和扩展灵魂进至大全的境界；乃至，每做一次虔诚的静坐，都可调整心弦而与宇宙合调。也许就为了这个原因，我的疑虑才在我的心中轻轻地说，玻璃珠戏只是一种形式的艺术而已，只是一种聪明的雕虫小技而已，只不过是一种机智的拼合罢了，因此，最好是专心致志于纯净无染的数学和美好良善的音乐，而不去玩这种游戏。

“可是而今，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了此种游戏本身的内在声音而听出了它的意义。它已抓住了我，透入了我，而就从这个时候起，我就确信我们这种高贵的游戏真是一种a lingua sacra（一种神圣的语言）。你会想起，因为那时你自己曾经说到它，我的心中起了一种变化，我已得了一次感召。我只能将它比作那个终身难忘的召唤，因为它不但曾经一度提升了我的心灵，同时也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因为那时我还是个毛头小伙子，但经音乐导师测验之后，我便奉召来到卡斯达里了。关于此事，你是注意到了；你虽只字未提，但我感到你是注意到它了。对于它，我们今天可以不再提了。不过，现在我倒想求你一件事情，而为了便于说明我的请求起见，我得告诉你一件无人知晓的事情：目前我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研究工作，并不是由于偶然心血来潮所致，而是出于明确腹案的一种结果。你或许还会想起，至少还有一个大概的轮廓，我们那时构想的那个珠戏练习——有组长的协助，当时我们在上第三阶段课程——在那次课程进行中我不但听到了那个呼声，同时也体会到了担任a lusor（游戏者）的感召。那次游戏的开头，是对一支遁走曲的主题做一个韵律的分析，它的中央有一个出于孔子的文句。如今，我要将那个游戏做一番彻头彻尾的研究。这也就是说，我要彻底研究它的每一个乐句，将它从这个游戏的语言重新翻译为原来的语言，使它还原为原来的数学、装饰音、中文、希腊文，如此等等。至少，这回我想尽平生之力按部就班地将一局珠戏的全部内容重新来上一次彻底的研究，并重新加以设计一番。我已完成了第一部分的工作，费了两年的时光。不用说，它还要费上我好几年的时间，始能竣事。我们在卡斯达里既然获得可贵的研究自由，问题就在我要打算如何加以运用了。对于反对这样做的说法，我已耳熟能详了。我们的老师大都会说：我们费了若干世纪的精神，才把玻璃珠戏发明、改进而成一种表达一切知识概念和一切艺术价值的普及语言和方法，并使它们化成一种共同的分母。而今你要重头复核每一样东西，看它是否正确。那不但要耗费你一辈子的时间，因此，到头来你会后悔莫及的！

“好吧，我既不想耗费一辈子的时间，更不想为此后悔。现在，且说说我的请求。因为你现在珠戏档案室工作，而我却又因了特殊原因须再避开华尔兹尔一阵子，因此，我希望你能经常为我查复一堆问题。这也就是说，我要请你将有关各种主题的正规调号和符号——未经省略的调号和符号——抄写一份给我。一切拜托你了，同时也拜托你要求互助，倘有任何可以效劳的地方，一定马上照办。”

在此引述克尼克的另一段信文，也许并无不当之处，因为这封信也谈到玻璃珠戏的问题，虽然，此信的受件人是音乐导师而非德古拉略斯，并且至少是写于一两年之后。“以我想象，”克尼克在这封信中对他的支持者说，“一个人纵使没有些微真正精通玻璃珠戏及其究极意义的征候可见，亦可成为一个优秀的珠戏能手，甚至成为一个珠戏行家，乃至成为一位完全胜任的珠戏导师。更加可能的是，一个能够推知或确知个中真相的人，对于此种游戏而言，结果可能会是一个大大的危险人物——假如他变成一位珠戏专家或一名珠戏组长的话。因为，对于此种幽隐的内部，善于这种游戏的神秘家可以窥见大一和大全，可以直入永恒真我恒常呼吸的深处，可以圆满自足而不假外求。因此，打从内心体会到珠戏究竟意味的人，也就不再是一个珠戏选手了；他就因为尝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喜悦和大乐，而不再系着于这个众生世界，乃至不再能够享受发明、构想，以及结合了。因为我认为我已接近明白玻璃珠戏的意义了，因此，无论是对己还是对人，最好的办法是将心思传向音乐，而不以玻璃珠戏作为我的专业职务。”

音乐导师接获此函后，对于这些话显然颇为烦恼，一向极少写信的他，这回却写了一封颇长的信，作为一种友谊的忠告——

“很好，你自己不要求一位珠戏导师作为一位你所谓的‘神秘家’（‘传授秘教之人’），很好，我这样说，是希望你写这个词儿的时候未带讽刺的意味。一个只想十分接近此种‘最内意义’的导师或教师，将是一个很差劲的教师。坦白说，以我本人为例来说，我这一辈子就没有对我的弟子说过一个与音乐的‘意义’相关的字儿；纵使曾经说过，那也是不言自明而不须我去加以解释的。与此相反的是，我倒是经常要他们好好地计算八分之一拍和十六分之一拍。不论你当教师、学者，还是做乐师，都得尊重‘意义’，但不要以为它可以传授。从前有一批历史哲学家，其所以糟蹋了半数的世界历史，就是因为他们刻意讲授此种‘意义’；他们揭开副刊时代的序幕，部分在于指责流血的数量。假设我要向学生介绍荷马作品或希腊悲剧的话，我将尽力要他们好好体认诗的语言和韵律技巧，以使他们得以接近诗的本身，而不试图告诉他们，说诗是神明的一种显示。教师和学者的工作在于研究手段，开发传统，并使方法保持纯正，而不是传授不可传授的经验——这事要留给英才学生亲自去做，而这个恩宠，往往需要付上足够代价，始可办到。”

在克尼克在这个时期所写的信中，除了上面所引的一部分之外，没有再提到玻璃珠游戏及其“神秘”的一面。实际上，若非他写信不多，就是散失了一部分。且不论究竟如何，数量最多，且保存最好的，是他写给费罗蒙蒂的手札，而其中所谈的，几乎全部都是与音乐及其风格分析有关的问题。

由此可见，克尼克这种曲折的研究历程里面，含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和决心，而这并无别意，亦只是对一局珠戏的模式做一番详细的探索和深长的分析而已。为了吸收消化这个模式的内容——学童们只要几天工夫就可做成，而在珠戏语言中只要一刻钟时间就可读罢的一种练习——他一年又一年地坐在演讲厅和图书室里研究佛罗柏格和阿力山大·史卡拉蒂的作品，分析遁走曲和奏鸣曲的形式，复习数学，学习中文，并从一种音调的装饰系统与传氏色阶音键感应说加以推究。

也许有人要问：他何必选择这条崎岖、怪异而又特别寂寞的道路昵？因为，他的最终目标（卡斯达里外面的人们会说这是他的职业抉择）无疑就是玻璃珠戏啊！他本可自由自在地进入“珠戏学园”的某一研究机构做一名客座学者；那样做的话，所有一切与珠戏有关的专门研究，自会轻易得多；他不但随时可以查询所有的细节问题，而且可以与研究同样科目、同样献身珠戏的其他青年学者一同追求他的目标，而不必在一种往往等于自愿放逐的情况之中独自挣扎。虽然如此，但他还是依照他自己的办法行事。我们猜想，他之所以要回避华尔兹尔，部分的原因在于从他自己和别人心中淡掉他在学生时代所任角色的印象，部分原因在于避免重蹈覆辙而在珠戏社团中扮演类似的角色。因为，他也许早就有了注定要做珠戏领导人兼发言人的预感，故而尽其全力摆脱命运的压迫。他早就感到责任的重大；他早就从华尔兹尔的同学身上感到此点了：他们不断吹捧他，即使他避不见面，也不放松。他对德古拉略斯尤有此感——他本能地感到他要为他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

因此之故，他在他的命运尽力迫使他进入公众境地之时，采取隐遁和闭门沉思的一途。我们就是以上述情形想像他那时候的心态。不过，使他避开高级珠戏学院一般常课并使他自己成为一个旁观者的，尚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存在其间，那便是由他以前怀疑玻璃珠戏的本身引起的一种不可遏抑的研究冲动。不错，他曾一度体味过那种经验，并认为此种游戏可以崇高而又神圣的精神加以玩味；但他也曾亲眼看到大多数的珠戏选手、学生，乃至若干组长和教师，对于珠戏的本身却无任何崇高、神圣的感受。他们并未将珠戏语言视为神圣语言，说好听一点，只是将它看作一种巧妙的速记术而已。他们练习此种游戏，只是将它当作一种有趣或取乐的特长，只是将它视为一种知识的操练或施展野心的斗技而已。实际说来，正如他在写给音乐导师的那封信中所显示的一样，他早已感到：究极意义的追求与否并不一定可以决定珠戏选手品格的高下；它的浅显层面也是珠戏所不可缺少的要件；珠戏的本身系由技术、科学，以及社会制度所组成。简而言之，他对玻璃珠戏有着怀疑之情和好恶相克的感觉；玻璃珠戏已经成了他的一个重要问题，已经成了他生活中的主要难题，而他又不甘听候命运的摆布，让那些好心的精神向导安抚他的挣扎，或让那些笑面迎人的老师将他的苦心视为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一笔勾销。不用说，他自然可以从数万种有案可查的珠戏和数百万种可能做到的游戏之中任择一种作为他的研究基础。他明白此点，故而亦曾把握这个机会从他和他的同学在初级班课程中创作的那个游戏草案着手进行。使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一切珠戏的意义并体验到要他担任选手的感召的，就是这则珠戏。在那几年之间，他一直将那则珠戏的大要记在心中，并用一般的速记术将它记录了下来。一道天文学上的公式，一支古老奏鸣曲的形式原则，孔老夫子所说的一句名言，如此等等，都用珠戏语言中的符号、暗号、调号，以及缩写符号记了下来。一个不知玻璃珠戏为何物的读者，也许以为这样一种珠戏模式与西洋棋戏的模式颇为相似——除了棋子的意义和彼此之间的潜在关系有所不同，因而相互间的影响也有多重，故而每一种实际的内容都应归于每一个棋子，每一个星座，每一个棋步，而在这些当中，这个棋步，这个方法，如此等等，都是符号。

华尔兹尔的研究工作超过了他所预定的目标：如实地认识这个珠戏草案中所含的内容、原理、书籍，以及系统，并在回溯各种文化、科学、语言、艺术，以及世纪的当中逐一销案。此外，他还给他自己安排一件连他的老师都不甚了然的工作：运用这些项目详实查验珠戏艺术中所用的表达系统和可能性质。

我们且试着预测他所得到的结果：这儿，那儿，他不时发现到一些缝隙，一些有欠圆满之处，但大体而言，我们的玻璃珠戏还经得起他那严格的复检和重估。否则的话，他也就不会在他的研究工作告一段落之后返回它的身边。

如果我们要写一份文化史的研究的话，克尼克学生时代所曾待过的许多地方和场所，自然值得一述。他尽其可能地选择可以让他独自工作或与少数朋友共同研究的地方，其中某些场合，是他毕生感念不忘的处所。他不时到蒙特坡稍作盘桓，有时是拜访音乐导师，有时是参加那里的音乐研习会。我们发现他曾两度到教会组织总部所在地希尔兰，参加在该地举行的“共修会”——为期12天的斋戒和默想。后来他常向他的好友津津乐道的一个地方，是他学习《易经》的一个优美茅庵，名叫“竹林精舍”。他不但曾在那里学习并体验到不少极为重要的东西，而且，在某种微妙的预感或神意的指引之下，还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环境和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物：那个中国茅庵的开山祖师兼住持，通称“道长”。我们认为，在此稍微详述一下他在自由研究年代所经历的这段极为突出的插曲，也许并无不当之处。

克尼克开始学习中国的语文和古典经书，是在著名的远东学院——一所专研古典语言的学园，此园若干代以来一直与圣·欧班教堂具有血缘的关系。他在该院期间，不但在阅读和书写方面皆曾有过神速的进步，而且还与几位在那里工作的中国人建立了友谊关系，并且因而学会背诵《诗经》中的许多作品。他在该院留学的次年，对于《易经》的兴趣越来越浓，但是，中国人供给他各式各样的研究资料，就是没人教他入门的课程，因为那里没有胜任的老师。为了将《易经》做一番透彻的研究，于是他再三请求他们推介一位讲师，而他们则对他说了那位“道长”及其隐庐的情形。

显而易见，克尼克对于《易经》的兴趣使他进入了院中教师宁愿敬而远之的一种境地，故而他在作此追寻时也变得愈来愈为谨慎。到他对这位传奇性的人物“道长”有了进一步认识之后，他终于发现，这位隐者不但颇受敬重，而且相当有名，但与其说他是一位学者，毋宁说他是一位古怪的隐士。克尼克由此感到，他必须力求自助；他尽快写完了他在某次研究会开始写作的一篇报告之后，便离开远东学院了。他一路缓步而行，来到这个神秘人物——也许是一位圣哲，也许是一位大师，也许是一位愚人——久已建立其竹林精舍的地区。

关于这位隐士，他已搜集了一些情报：25年前，此人曾是中文系最有希望的学生。他好像就是为了研究这些东西而来到人间，在书写毛笔字和译解古经方面，比最佳的中国老师和西方教授都略胜一筹。但他似乎有些走火入魔，即在一般外物方面，也使他自己化身为一个中国人，以致弄得声名狼藉。就这样，他顽固地拒绝像其他学生一样以师长的头衔——从研习会的讲师到各科导师——称呼他们，而以“我的道长”取而代之，弄到后来，这个称谓倒成了他自己的一个绰号。他对《易经》的占卜特别注意，因而学到一手熟练的技术，能够运用传统的蓍草来卜卦。他最爱读的书籍，除了有关《易经》的注释之外，就是庄子的哲学著作。显而易见的是，远东学院中文系所具的那种理性主义，略反神秘的儒家精神，正如克尼克所碰到的一样，已在当时流行起来了，何以见得？因为，一天，这位“道长”居然离开了乐意留他任教的远东学院而去行脚参访，随身只带了中国的笔、砚和两三部经书。他一路走到南部，就近与教中的兄弟交往。他四下勘察，终于觅得了他计划结庐的地点，几经以书面和口头向俗世当局和教会组织请愿，最后终于获准了定居和躬耕的权利。自此以后，他就依照中国古人的规范，过起一种田园诗般的隐士生活。有人戏称他为怪物，也有人将他当作一种圣者加以尊重。但显然，他无求于人而与世无争，每日，除了整理他的竹林——它已成了一座屏障北风的中国庭园——便是坐禅观想，并以抄写古代经卷自娱。

于是，约瑟·克尼克一路向着他的茅舍走去，不时歇下脚来，观赏沿途的山水，并在穿越山道的当儿，含笑俯视脚下的风景，只见一道淡淡的轻雾向南伸展而去，一片片照着金色阳光的葡萄园子，褐石的围墙上窜跳着一只只活跃的蜥蜴，一棵棵的栗树聚成一丛丛庄严的果林，南方的国度与高山的村野交织成了一幅生趣盎然的画面。他于傍晚时分抵达竹林精舍。他举步入林，出乎意料地看到一座中国式的亭子矗立在这个奇异的花园当中，一道喷泉由木制的管子引来水源，而喷出的水则沿着一条石子的河床，流入一个长满各种植物的石砌水塘，而数条金鱼则优游于这清澈见底的晶莹之间。轻盈雅致的叶丛，在细长而又坚强的竹竿上面随风摆动。草地上点缀着一座一座的石碑，碑上镌刻着古雅的铭文。

一位戴着眼镜，身穿黄褐色衣衫的男子，从他注视着的一座花坛上面直起身来，带着询问的神情，从容不迫地向这位来宾缓缓走近。他的态度虽然并非没有好意，却也略带一丝隐者和方外之人常有的那种羞怯。他以询问似的表情望着克尼克，并且等着这位来宾的开言。克尼克略显窘迫地说出了他早已造好的中文语句：“小弟冒昧向道长致敬。”

“贵宾光临，竭诚欢迎，”这位道长回答道，“欢迎贤弟常来品茗闲话；话若投机，不妨寒舍过夜。”

克尼克叩头称谢毕，便被带进亭中，享用清茶。稍顷，主人带他参观庭园、石碑、池塘、金鱼，甚至还将金鱼的年纪告诉了他。直到晚餐时分，他们才在婆娑的竹影下面坐定，互相慰问，互诵《诗经》上面的佳句，互说古典作家的名文。他们看罢扶疏的花木，接着欣赏山脊上面的落日余晖，然后返回室内。道长端出面包和水果，并在一只小火炉上煎了两块蛋饼，待到两人用餐完毕，他才用德语探问嘉宾的来意，而克尼克亦用德语说明了此行的目的和希望：“如蒙道长不弃，愿作弟子侍奉。”

“关于此事，且待来日商量。”这位隐士如此答言，说罢便带他的客人就寝。

次日清晨，克尼克坐在金鱼池畔，凝视着那个由光与暗交织而成的清凉世界，只见金鱼在墨绿与漆黑的液体之中畅游着，形成一道道神奇的光彩。每当这个世界似乎完全陷入魔境之际，那条久久沉睡在这种梦幻之中的金鱼，就不期然地以一种虽颇柔顺，但却似惊恐的动作蓦然跃起身来，犹如一阵阵水晶与黄金的闪光突破那昏睡的黑暗。他向下瞧着，显得愈来愈是专注，但与其说是在静观，不如说是在做梦，以致没有意识到那位道长轻移脚步，走出家门，停住，伫立良久，注视他这位出了神的嘉宾。最后，等到克尼克抖落他的昏沉而站起身来之时，他已走了开去，但不久之后，屋内传来了一阵邀请饮茶的招呼之声。他俩互道了早安，于是坐下饮茶，在拂晓时的宁静之中谛听那道小小泉水的喷发之声，恰似一道永恒的韵律。而后，隐者立起身来，在那间不太规则的室内随处走动着，不时茫然地向克尼克瞥上一眼。最后，他忽然问道：“你准备穿鞋继续你的行程了么？”

克尼克迟疑了一下，然后说道：“假如不得不如此的话，那我就准备了。”

“假如机缘要你在此稍作逗留，你准备谦逊服从并像金鱼一样保持静默么？”

克尼克又说了一次他准备了。“好的，”道长说道，“我就摆蓍草问卦看看。”克尼克带着又敬畏又好奇的心情坐在那里望着，“像金鱼一样保持静默”，而道长则从一只颇似箭筒的木筒中抽出一把蓍签，仔细地数了一下，将一部分放回筒里去，然后从手中取出一支，置于一旁，而后将其余的部分平分为两把，一把留在左手，然后用敏捷的右手指尖从左手一小束一小束地拈取。他数取拈得的蓍签，然后置于一旁，直到手上只剩少数几支。他用左手两根手指夹着这剩下的几支。他以如是行礼如仪的办法将一把蓍签分配到只剩下少数几支之后，接着又以相同的程序处理其余的一把。他将数过的蓍签置于一旁，然后又去处理其余的两把，逐一计数，将剩余的部分一小束一小束地夹在两指之间。他的手指以精练的动作和沉着的敏捷摆弄着这些蓍签；看来好像一种有严格规矩的神秘技术游戏一般，练习了已经不知几千遍，才达到如此高度的专业程度。如此拈弄数遍之后，最后剩下三小束蓍签。他从其中的签数读出一个会意文字，用尖细的毛笔画在一张纸片上面。他将这整个繁复的程序又重来了一遍；复将蓍签平分为两把，然后计数，置于一旁，投于两指之间，直到最后又剩三小束，形成第二个会意文字。这些蓍签的运动犹如舞者，时而聚合一处，时而交换位置，时而组成一束，时而分散，复又计数，不时发出非常轻柔而又清脆的声音；它们颇有节奏地变换着地位，恰似幽灵一般的澄明。每告一个段落之后，便写下一个会意文字，直到最后，共得六个阴阳卦爻，由下而上，依次排成六行。直到此时，这位盘腿坐在芦席上面的圣贤，才将蓍签收起，恭恭敬敬地放回签筒之中，然后检视画在纸上的卦象，沉默了好一阵子。

“这是蒙卦，”他说，“此卦名叫蒙卦。上为山，下为水；上为艮，下为坎。山下有泉，童蒙之象。彖辞是：

“蒙，亨。